霍华德再度无助地走到门边。
“今天几号了?”
老人正跪在湿湿的地板上洗着拖把。
“我在问你，今天几号了?”
老人还是不理他，用力地在桶边挤干拖把。
霍华德感觉到自己在咬牙切齿：“今天到底几号?”
老人哼了一声：“你真难缠，兄弟。我会叫巴格利来，他会把你的旅行车修好。他会修好的。”接着，他一定是看到霍华德像赌气的小孩般瞪着他，“昨天是劳动节。”说完便提着水桶走开了。
9月第一个星期一过后的星期二。
霍华德冲回房间里去翻墙上的日历。
日历上的年份写着1937年。
霍华德抓了抓头皮，笑了起来，轮船失事，就是我了，他们会在大海深处找到我的骸骨。
航海记录!
霍华德开始寻找，疯了似的。
他在第一次谜一样的时空之旅过后，开始写航海记录，每天晚上，他会向自己报告，以便让他能搞清楚自己的存在。当他回忆过去的许多神秘旅程时，这本记录为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航行资料。不过，那是本奇特的航海记录，只有在船靠岸时才有记载，当他在大海中的漫长的航行期间，记录上都是空白的一页页。
他的航海记录，是一叠厚厚的黑色袖珍记事本，记完一本之后，他会把它留在家里的书桌上，身上总是带着最近的一本。
——要是他们把它也拿了去!
不过，他很快便在自己外套胸前的口袋里，一条爱尔兰麻的手帕下，找到了他的记事本。他从最后一页得知，最后的这一次旅程，一共花了19天。
他盯着那肮脏的窗户，自己的位置是在三楼。
够了。
假如，假如我刚刚摔断了腿?
他迅速地冲出走廊。
埃勒里·奎因说他要过些时候再听，因为一个人在痛苦、饥饿和虚脱状态下说出来的故事，也许会引起诗人和牧师们的兴趣，但对于一个重事实的人来说，却等于是浪费时间。基于这个自私的要求，他把霍华德剥光，然后将他推去洗个热水澡、刮胡子、敷伤口，接着给他干净的衣服以及一顿丰盛的早餐——一大杯加有乌斯特黑醋和塔巴斯哥辣酱油的蕃茄汁、一小块牛排、七片热供烘的奶油黏土司和三杯黑咖啡：“现在我认出你了。”埃勒里满意地说，一面帮霍华德倒第三杯咖啡，“或许你可以用最基本的效率思考了。好了，霍华德，上一次，我见到你时，你还在大理石上敲敲打打。这些年来你到底做了什么，弄得满身是伤?”
“你搜了我的衣服?”
埃勒里笑了笑：“你在浴缸里待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走了好久，从鲍厄里走到这儿。”
“没钱了吗?”
“你知道我没钱，你检查过我的口袋了。”
“自然的，你的父亲还好吗，霍华德?”
“很好啊，”接着霍华德愣了一下、推开桌子：“埃勒里，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埃勒里看着他走向书房，他没有关上书房的门，他和埃勒里都不认为有关门的必要。霍华德显然是在打长途电话，因为有一段时间门的那一边没有传来任何声音。
埃勒里拿起他早餐后的烟斗，回忆他所知道的霍华德·范霍恩。
他知道的其实并不多，而且大多已被战争、海洋和十年的岁月搞得模模糊糊。他们是在巴黎的于契特路和圣米歇尔大街交接处的街角一家餐厅里的阳台上认识的。
那是战前的巴黎，是属于法西斯蒙面党徒和人民阵线的巴黎。
纳粹正通过优良的照相机和指导手册扰乱右区，他们以超人的方式横冲直撞地通过维也纳和布拉格的政治难民区，一副热衷旅游的样子，来观看毕加索的壁画“格尔尼卡”;整个巴黎处在关于西班牙的激烈论战之中，而在比利牛斯山对面的马德里却由于法国的不干涉而濒于死亡。埃勒里当时正在巴黎寻找一个叫汉塞尔的人。找汉塞尔是为了另一件可能不会再被提起的陈年旧事，总之汉塞尔是个纳粹成员，他是少数能来于契特路的纳粹分子之一，所以埃勒里来这里找他。
那也就是他遇见霍华德的地方。
霍华德在左区住过一段时间，他过得并不开心。于契特路不像在坚固的马奇诺防线内的其他巴黎地区那么让人有安全感。在那里，有烦人的政治气氛，对于一个远从美国来到这里学雕刻、满脑子罗丹、布德尔、新古典主义和希腊正统艺术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不愉快。埃勒里还记得，他曾为霍华德感到难过。对于一位像埃勒里这种不断留意世事的人来说，知道自己如果有个伴的话更不令人疑心。所以，埃勒里让霍华德和他在阳台上一起用餐。连续三个星期，他们见了很多次面，一直到有一天，汉塞尔从“十四世纪的法国”——圣塞维林路——漫步而来，和埃勒里相拥，埃勒里这才和霍华德道别。
霍华德正在书房里说：“不过，爸爸，我没事，我不会骗你的，别傻了!”然后霍华德又笑着说，“叫那些狗腿子撤退吧，我很快就回家。”
在那三个星期中，霍华德说了很多他父亲的事，他对他父亲极端崇拜，埃勒里得出的印象是，觉得老范霍恩身材高大、强壮、英雄般的魁梧，是一个有力、正直、充满人性、聪明、有同情心而且大方的人——一个清晰典型的父亲形象，而这位伟大的父亲也一定对霍华德的祟拜感到欣慰，因为当霍华德带埃勒里去参观他的工作室时，埃勒里发现，工作室里放满了各种直接从坚硬的几何图形底座上雕刻的古典男神雕像，例如宙斯、摩西和亚当。在当时，霍华德从来没有提起他的母亲，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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