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官沉不住气了：“难道就不能是这样吗?玛戈·科尔与安·布鲁沫是朋友。安·布鲁沫谋杀了玛戈，窃取了她的身份证明，然后在这里冒充玛戈·科尔露面。这样就根本不会有同伙!”
“有两个理由能够推翻那个理论，”埃勒里回答，“这些理由，当然是我偶然想到的。其一，如果玛戈和安曾经是朋友，为什么法国警方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这段友谊的证据呢?他们查过了从玛戈·科尔降生起一直到1925年这段时间里她所有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他们也查过了从1925年直到现在这段时间安·布鲁沫的所有举动的每一个细节。他们调查得很仔细，你是知道的。回答是：没有这样的证据能被找到，不存在这样一段友谊。此外，你这推理还暗示安·布鲁沫是一个孤独的人——呃——一头狼灌。可是就在她被谋杀之前她还告诉凯丽她有一个同伙。”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有凯丽·肖恩的一面之辞。”警官固执地说。
“还有埃尔刚刚告诉我们的那许多情况可以进一步确认她的话，”博嚷道，“别太警察脑筋了，老爸!”
警官挥手让埃勒里继续说。
“那么，通过推论，”埃勒里说，“我们确定存在着一个迄今为止尚未受到怀疑的人——安·布鲁沫的犯罪同伙，当她吹嘘她和另外一个人一起策划了那些对凯丽的袭击的时候，她指的就是这个人。
“博告诉安她要跟凯丽结婚，还告诉她他打算带凯丽去维拉诺伊饭店，他甚至向安保证当晚他会留下凯丽独自一人，他确实这样做了——尽管他是另有自己的原因。
“安·布鲁沫一定是通知了她的同伙，否则那同伙怎么会知道?因此在博和凯丽进入维拉诺伊饭店之后不久，那个同伙也去了这家饭店，查出他们住的是哪一个房间，然后打电报给这家饭店预订了1726号房间。我碰巧调查过那个电报，该电报是从一个公用电话打到西区电报局的——无疑是来自维拉诺伊饭店里面或周围的某个电话亭。当然，这一招掩盖了其行踪。
“预订了1726房间之后，这个神秘的同伙用万能钥匙之类的东西进入了房间，静候事态发展。通过敞开的窗户，该同伙听到了安的到来，听到了整个谈话过程，听到了安不明智地说出在袭击凯丽一事中有同伙相助，并且在安泄露她同伙的身份——他本人——之前开枪打死了她。然后他从窗口把凯丽的左轮枪扔进了1724房间。安自己说过她与同伙一起策划了对凯丽的那些袭击，因此这同伙持有凯丽被偷走的22口径手枪也就毫不奇怪了。”
老人沉默不语。
“我设想，”埃勒里表情严峻地继续说，“这名同伙杀害安·布鲁沫是出于三个动机。
“请记住安的性格、她的不道德行径、我们从记载中已知的她在英国的散漫的生活方式，以及她坦白企图谋杀凯丽时的自我暴露。然后，想一想她和同伙之间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当提交了身份证明并且被执行受托管理人和代理人接受之后，她发现自己坐在了驾驶座上。她不再需要一个同伙了——任何同伙，他把玛戈·科尔的身份证明交给她之后就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她可以反悔同他的交易而又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也就是说，她可以拒绝与其同伙分享利益，尽管他为她提供了获取那利益的工具。而这同伙对此能采取什么措施吗?——不能。揭露这个女人的假冒身份就等于揭露和牵连了他自己。因此这同伙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他应分得的一大笔钱。他自然怀有的动机?报复。
“第二个动机：恐惧。安·布鲁沫，一个被警察记录在案的女人，有可能在任何时候被人揭开假面具，哪怕是只飞来一点点小灾难。一旦被抓住，她肯定会供出她的不为人知的同伙。实际上，当安在饭店房间里对凯丽吹嘘她和另一个人一起策划了那些企图谋杀她的袭击时，她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和另外一个人。我和——那同伙立即击毙了她。他不敢让她泄露了他的身份。死人不会说话。那么，就此事而言，死女人也不会。”
埃勒里停顿下来，然后博问：“你说过有三个动机。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埃勒里回答，“可以再等等。难道两个还不足够吗?”
“为什么凯丽就不可能是布鲁沫这女人的同伙呢?”警官质问，“忘掉关于1726房间的事，忘掉凯丽的故事。”
“得了，得了，爸，你糊涂了。凯丽是这世界上最不可能成为安的同伙的人。假如凯丽起初就拥有玛戈·科尔的身份证明——这事本身就极为不可能——无论真玛戈·科尔是否还活着，凯丽会愿意设计这么一个冒名之举以便为自己设置一位与之竞争的继承人吗?因为如果真玛戈不露面，凯丽就会拥有全部财产的收入，而不是一半。不，爸，凯丽不需要一个同伙。”
警官捻着自己的胡子梢：“你所有这些推理的证据在哪里?”
“我们还没准备好提交证据呢。”
“指控那姑娘的旁证案太有力了，埃勒里。即使我被你们说服了，还有桑普森。地方检察官不见到证据就不会撤消这些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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