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喏，还不到三年，就变成这个样子。”，蒙歇利先生灭掉了打火机。
“八九年那案子之后?有人来整理过这里的东西么？”
“看样子是有的，警察当然来过?”，他看了我一眼，“业主或许也带走了一些东西，他们拿自己的钥匙进门，总不会额外通知我?”
“曾住这儿的人呢？你和他们熟么？”
“谈不上熟不熟?除了来修过一次水管，基本上没什么接触。”，他瞟了一眼墙上的挂钟——那挂钟停在四点二十的位置。
“关于这个案子，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值得提一提么？请你回忆看看。”
“大概没有?本来你可以问问207的卡贾克（Kajak），可惜他去年就搬走了。”
“你有他的号码么？”
“没有。不过，你们那里应该有的——我记得，你的同事?好像是叫汉斯的，曾经找他问过话。”
“哦?嗯，蒙歇利先生，我能单独检查一下这儿么？”
“行的。我把钥匙挂在门上了，你弄完了之后，反锁上再还我就行——如果我不在，就丢进我的邮箱里：17号的蒙歇利·佛罗伊若普，记住了。”
“好的，谢谢。”
房管离开了208室。
我先检查了角落里的那几只箱子：两只较大的箱子里面，放的全是各种各样的吉他乐谱；较小的箱子里，一只放的是一些页面发黄的旧书，另一只则放满了没用过的白色矮蜡烛。
我翻了翻那些书——博尼托（Bonito）的《心理与死亡》、尼森（Nissen）的《狭隘空间论》、豪森（Hausen）的《鱼眼白》??大概有十来本——其中有些我看过，基本上都是些比较冷的、带着死亡气息的书。
除了一本封面设计得相当滑稽的《世界主宰者》，在这堆似乎是从坟墓中挖出来的书中间，显得十分的突兀和不和谐——我猜，这本书应该是坎普尔的。
这书的最后几页脱落了——我将这几页从箱子里面择出来。当我将它们夹回原位的时候，竟意外地发现，最后一页的最后几段被用绿色的粗荧光笔醒目地标注了出来：
“我说过爱里巨峰是魔鬼窝么？”
“胡说，这个罗布尔不是魔鬼！”
“唔，你是说?”，老管家回答，“可这家伙真象魔鬼一样。”
超脱在因年代久远，已经略显褪去的绿色之外，三个“魔鬼”都被额外地用红笔打上了叉——这颜色是如此的鲜艳，在这泛黄的书页上，即便房间里洒满了阳光，也让人感到丝丝莫名的寒冷
第五节 灵 感
卧室和起居室里几乎是空的——除了海报就一无所有了：老多普勒当然有权那样做（他恐怕是将房子托给了某位地产经济，希望能够低价出售或出租）。
只是，我今天的调查似乎也已经无法继续了。
燃起一支 Marlboro 后，我自觉踱到了起居室——我刚刚将那里的窗户打开了，而且，那是唯一一间没有地毯的房间：我无意将这里弄脏而使老多普勒委托的地产经济为难——谁让这儿没有烟灰缸呢！
吸烟的当儿里，我仔细端详起起居室里的海报来。和客厅以及卧室里的不同，这里的海报充斥着神秘主义和腐败气息：某些似乎是在用晦涩而冷僻的手法来表现种种古老的宗教祭祀仪式，某些就直接是骸骨、尸体、木乃伊或是行刑过程的残忍写真。我不明白伯恩哈迪是如何对这些东西产生兴趣的——死亡倒也该算作近乎狂热的图腾崇拜中的一种：无论如何，伯恩最终还是将自己献上了祭坛，也算是彻底履行了自己的信仰。
想到这些，我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转过身，走到窗台边。
窗户两侧也贴满了类似的海报——它们将我包围着，伙同周遭的烟气和阳光，将我带入一种说不清的奇妙氛围里。
我很恍惚地看着窗外——窗外的穆斯唐（Mustang）街，即使是在这一天里最繁忙的几小时里，也不会有几辆车奔驰而过。远方是电视塔和吕纳山，稍近点的地方则是特奥多尔街的地铁站口：我刚刚从那儿出来。
这时，我看到好几个人从站口的自动扶梯那里跑下——大概是有车进站了。当这些人陆续消失的时候，又有一些人从站口出来：肯定是有车进过站了。
却有另一个女孩这会儿才从街角那边跑过来。她似乎很急，可惜最终还是没能赶上这趟车——当她看到已经有人出站的时候，便颇为无奈地停在离站口不远处的、巨大的本市交通区划图旁，累得不住地喘气。
虽然有点模糊，但我还是能够从这里看到交通区划图上各个大站的站名——首先当然是总火车站，然后下来依次是市警察总局、法院、电视塔和自由意志机场?虽然还可以勉强辨认出代表特奥多尔街站的蓝色小点，但站名是无论如何也看不见了的。
下意识的，我开始向上寻找起十一警察分局站。在眼光掠过这幅颇为复杂的区划图的时候，我的脑中不自觉地浮现出阿雷尔教堂、欧泊龙广场、碧安卡街?这些这几天反复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地名来。
它们是不是也能在这幅区划图里找到呢？——这该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疑问。
我像一个在突然之间捉住灵感的画家。当烟蒂掉落在房间地板上的时候，这间房里已经不剩下任何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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