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惜，这个计划最终还是成功了——特兰斯凯·施密茨在上月中旬成为了霍费尔财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裁。至此，这桩长达数百年的、与血统和继承纠缠不清的案子，终于以当年“私生子”系的全面胜出划上了句号。
根据十一分局法医弗里特（Flit）的验尸报告，证实花匠莱蒙德在死前曾经摄入过大量酒精，而别墅主人罗德·施密茨则是在麻醉和中毒的状态下被火活活烧死的。
我们一贯英明的伊塞尔副局长，根据法医报告得来的线索，作出了如下的论断：
花匠因为对薪资不满而借酒浇愁，别墅主人好心地前往花匠的住所劝解。由于意见不合，喝得酩酊大醉的花匠用自己栽培的、具有麻醉功能的有毒植物掷向了别墅主人。别墅主人倒下之后，花匠又喝了不少，无意间掀翻了房间里的落地灯，然后醉倒在地。落地灯的高温燃着了被褥——于是，木屋被烧成了灰烬，两人也十分冤枉地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这完完全全是一个可悲的意外呢！”
伊塞尔副局长一定会在提及到本案的时候这样讲，同时做出一副悲伤的表情来尾 声在侦探社开张将近三个月后，大概是我在《自由意志报》上购买的一小块广告位起了效果：案子渐渐多了起来——汉迪克和奥鲁他们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怀疑转变为逐渐认可。现在，奥鲁在我那里解决周末伙食问题的当儿里，也会称赞我说：
“嘿，文泽尔，你可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谋生行当呢！”
虽然这许多案子中也不乏一些相当有趣的案子，但更多的却是诸如找寻失踪猫狗或者调查婚外情之类的无聊委托——我并不想推掉任何一个送上门来的委托，因此，我打算在近期内请一个助手。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莫斯曼倒是表示，他十分希望能得到我手下的这个职位——我当然知道，他只不过是在电话中打趣而已：只要我是找他帮我弄一些和案件相关的信息，他就总是抱怨身边的土豆堆成了山——看来，侦探助手这个职位，并不适合他。
老吉姆委托我寄出的小说，最终也仅只在副刊上发表了一个节选——哪怕这样，很多不知情的侦探小说爱好者们也都致信大众侦探专栏编辑部，声明这个节选抄袭了现实中那个“影子杀手”案的创意，要求对作者提出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为此，《自由意志报》副刊甚至专门刊登了一个声明，表示此篇小说是匿名寄出的，作者并没有交代此篇参考了某个真实的案例云云。哈，只有我才知道——这篇小说确实就是货真价实的自传体。不知老吉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会作何感想为了尊重原作者的决定，我并没有向编辑部发出一份要求“寄回原稿”的信函——也因此，我看来是再没机会知道那篇小说的结局了：不过，说不定老吉姆设定的结局，偏巧和现实中的一样呢？天知道！
我没有再给莱奥诺蕾小姐去过电话，倒不是因为我对她究竟是不是吕根曼先生当时计划的同谋不感兴趣：我将她的电话号码给弄丢了——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顺带一提，关于我意外得到的这笔奖金，根据《自由意志报》前段时间里刊载的、关于本案周边事件的一个专题报道里所述，倒确实是吕根曼先生在1988年3月设下的（吕根曼先生当时曾在该报发表过相关的悬赏声明，只不过由于此案迟迟未被侦破，才一直很少被媒体大众所提起），而不是罗德·施密茨为了收买我而作出的、大手笔的凭空捏造。
反正，如果没有这笔奖金，我现在大概已经从职业介绍所得到了一份和蒙歇利·佛罗伊若普先生类似的工作，此刻正为着某段漏水的水管而忙活呢！
好了，无论如何，一个案子改变了我的人生——可以这么说。
上周三邮局转寄过来一个包裹——里面是几本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一本《傲慢与偏见》
和一本简装版的《老人与海》。这个本来是寄到十一分局的包裹，署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性名字：不过，看到那本《多瑙河领航员》，我就能猜到——寄件人正是坎普尔的继母。
这大概是为了报答那几个甜面包圈和苏打饼干，以及纠正我语言水平的“拙劣”罢——我这样想着，将那几本原属于坎普尔的书放在了我身后的书架上。
本周的每一天都异常繁忙（老实说，这种“繁忙”主要是一些琐碎案子造成的——有趣的案子永远都不会给人以“繁忙”的感觉），但这最后一个工作日却奇迹般地清闲了下来。
我因此有时间去看看我那一周都没有碰过的邮箱。
在丢掉一大摞的广告和帐单之后，我找到了两张比较有意思的卡片：
一张橘红色的卡片上画着一幅儿童画：画的右侧是两只兔子，左侧站着一个满脸笑容的小女孩，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牵着她的手——这个男人的另一只手里握着一只小铲子，图画的背景中画满了各式各样的花。
卡片的背面是小作者的签名：
娥蔻·法尔彤我笑了笑，接着看另一张卡片。
这张卡片就显得单调乏味得多了——也就是一张空白的、署名为汉斯·穆斯卡林（Muskarin）的粗糙名片纸，上面用潦草的花体字写着：
三个魔鬼本不该那样死去你看过我的标注，我的朋友我们会再见的（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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