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我好奇地问指导员关于阿牛的家世，他只是大概地说到阿牛的父亲以前是一个专门喜欢在乡间游走的医生，而且据说医术相当高超，还在国外留过学。
“所以，他儿子的骨子里，血液里多少浸透了些资本主义思想，更要进行改造啊。”指导员严肃地对我说道。而我则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当然，有像阿牛这样一有东西就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的，也有像小李这样有东西就躲躲藏藏起来吃独食不厌精的。小李是上海人，据说家里是资本家的后代。他来的第一天细皮嫩肉，跟个女娃似的，说话轻声轻气，指导员皱着眉头说你的确需要来这里好好改造改造。于是半年过去了，小李也变得和我们一样抬头骂娘、低头吃粮，身上晒得黑黝黝的，到处是未脱干净的死皮。只是只有他始终没有变化，他打从心眼里看不起我们，虽然不敢明说——他怕挨揍。第一天他嘲笑阿牛是个呆子，和田里的牛没什么两样，马上被揍趴下。然后阿牛很认真地，仿佛是在以老师授课的口吻说，不要嘲笑牛，牛在农村人心里是很重的。以后阿牛和小李就结下了梁子，两人不是非要说话，绝对不打照面。而我，小李觉得这一帮人中只有我这个初中毕业的人尚可以交谈一下，每当与他在一起，他总是满怀着甜蜜回忆，想起自己以前的日子，每次都是你知道那什么什么吗?看你也不知道，我来告诉你吧。有好几次我真想说我不知道，也不稀罕知道，但每次话到嘴边，看着他那么激动仿佛陶醉般的神情又开不了嘴，只好任由他一个人喋喋不休说上一个钟头。
你可能觉得我说的有些普通是吧，那个年代似乎都是如此，但是我必须把阿牛和小李交代清楚，因为他们两个几乎决定了那件事的结局。
事情的开端是因为指导员发现有人倒饭。其实这不算是什么新鲜事情，女学员里有很多是经常倒饭的。虽然是兵团编制，但是农场里也有小卖部，也有老乡喜欢卖一些副产品。这些女娃大都家庭富裕，虽然被强制送到这里下乡劳作，但家里人时不时塞很多吃食和零花钱，当然她们看不上食堂里的粗茶淡饭。但是这次似乎做得离谱了点，因为我知道小李也倒饭了，好像是下午的时候他接到一笔家里的邮寄款，吃了只烧鸡，当然，他只拉了我一个人去，然后小心翼翼地从鸡脊背上撕下一块巴掌大小的鸡肉，后来犹豫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似乎觉得有点过，就又拿了只翅膀给我。我只是笑了笑，既然有白食吃，何必计较那么多呢。于是一路上小李一边啃着烧鸡一边和我讲述他在上海的饮食，他说要在上海，绝对要请我吃醉鸡，那玩意儿比这个破烧鸡好吃多了。
回头说指导员，他勃然大怒，把这件事上报给营部，于是营部决定所有连按照顺序吃忆苦饭。
什么叫忆苦饭?那可不是什么好东西，指导员将连队所有人集合在食堂，先是一顿臭骂，说我们脑袋里的资产阶级好逸噩劳养尊处优的小尾巴还没完全割掉，根本无法融入广大农民兄弟阶层里去，于是指着满满一桶泔水，说这就是忆苦饭的主料，然后说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所有人只准吃由倒掉的剩饭和老包菜梗熬的忆苦饭，而且所有小卖部不准卖东西给我们营的人，抓到私藏食物，也会给予重罚。
命令一出，大家都傻了眼，于是接下来的几天个个饿得叫苦不迭。那忆苦饭闻起来很香，但吃到嘴巴里咬都咬不动，而且看起来浓稠，其实稀少得厉害，这伙人个个吃得脸色蜡黄，开始还有人绝食，可是没几天就挺不住乖乖地去吃，后来抓到过几个藏起来吃外面村子买来的干粮的，结果也被指导员突击检查，全给没收了。
那几天我和阿牛饿得说话都懒得开口了，全部用手势代替，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多说一个字，而小李却很奇怪。
忆苦饭他吃得很少，却依旧精神抖擞，非但没有瘦下去，人还胖了些，他解释说是浮肿，可我看不像，虽然大家都浮肿，脚胖得鞋子都穿不进，可是小李的腿还是好好的啊。
阿牛不愿意多过问小李的事情，每当我提起，他也只是从鼻孔里哼哼说经常看见小李半夜跑出去，然后身上带着肉香又窜回宿舍。我猜想这小子指不定溜到哪里偷吃了。
一天夜里，我饿得胃直往嘴巴里泛酸水，大家都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饿晕了，我变得迷迷糊糊的，忽然间肩膀被一双大手摇晃起来，我靠着窗外稀冷的月光，发现居然是阿牛。
他的样子带着一点紧张，然后对着我做了个嘘声的动作，紧接着示意我跟着他。
我一直觉得，跟着阿牛自然是不会错的。
阿牛带着我小心地走出了宿舍，居然跑到了食堂，我们两个翻围墙都翻了半天，实在是饿得手上没了气力。我和他溜进了食堂后厨房，里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阿牛的那像牛一样圆而大的鼻头在空气中使劲嗅了嗅，然后拉着我朝角落的一个灶台跑去。
当我跑过去一看，差点没笑出声来，原来居然是一烤熟的红薯，一个个拳头大小，孤零零地堆在灶台角落上。
“吃吧，不过要快点，随时会有人来检查的。”阿牛一边说，一边迅速地拿起来往自己嘴巴里塞。
那一顿红薯吃得我这辈子难以忘记，因为我差点被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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