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她的房里有三十英镑吗？顺便问一下，既然她有一个银行储蓄账户，为什么还要将三十英镑藏在家里呢？”
“因为她不相信政府。她说他们已经替她保管了二百英镑，就不能再让他们多替她保存了，她要把钱存在她随时都能轻易找到的地方。她曾对别人说过这样的话，她将她的钱放在她卧室的一块可以松动的地板下面——那是个非常显眼的地方。詹姆斯·本特利承认他知道钱是放在那儿的。”
“他倒是很直率。那侄女和她丈夫也知道这地方吗？”
“噢，是的。”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我向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上来，麦金蒂太太是怎么死的？”
“她是在十一月二十二号晚上死的，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是在晚上七点到十点之间。她已经吃过晚饭——鲱鱼干、面包和黄油。根据调查，她通常是在六点半左右吃晚饭。如果案发的当天晚上，她在这一通常进完餐的时间吃的晚饭，那么，从她的食物消化情况来推断，她遇害的时间大约是八点三十分到九点之间。
詹姆斯·本特利，根据他自己的交待，在当天晚上的七点十五分到九点之间外出散步去了。他几乎每天天黑之后，都要出去散步。他自己声称，是在九点钟的时候回来的（他有自己房门的钥匙）。之后他就到自己的房间了。麦金蒂太太在卧室里为夏天的房客们准备了洗浴盆。他看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报纸，尔后便上床睡觉了，他没有听见，也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第二天早上，他下楼到厨房去，厨房里没人，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麦金蒂太太为他准备有早餐。他说，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去敲麦金蒂太太的房门，可是没有听到回答，他以为她睡过头了，可又不愿再敲下去。后来面包师来了，詹姆斯·本特利又上楼去敲了一次门。在此之后，就像我告诉您的那样，面包师到隔壁叫来一位邻居埃利奥特太太，她后来发现了尸体，惊得呼天喊地。麦金蒂太太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她是被东西击中后脑勺而致命的。凶器可能是那种带有利刃的砍肉用的斧头，她当场就死了。屋里的抽屉都被打开，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卧室里那块松动的木板已被掀开，三十英镑现金不见了。所有的窗户都从里面关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是从外面强行闯入的。”
“因此，”波洛说，“要么就肯定是詹姆斯·本特利杀了她，要么就是她趁本特利外出时自己将自己杀死的，对吗？”
“的确如此。它不是入室抢劫或盗窃。那么，她有可能把谁让进屋里呢？一个邻居，或者她的侄女或她的丈夫。问题只能导致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排除掉了她的邻居。那天晚上，她的侄女和她的丈夫去看电影了，它的可能性是——也仅仅是有一点儿可能，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个悄悄离开电影院，骑自行车走了三英里，杀掉那位老妇人，将钱藏到了房后，然后不为别人察觉地再骑车返回影院。
我们认真分析了这种可能性，但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加以证实。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把钱藏到房子后面呢？那是一个日后很难将钱取走的地方。为什么不将钱藏到从房子到影院这三英里之间的什么地方呢？不，将钱藏到那个地方的惟一可信的解释是——”
波洛替他说完了这句话：
“因为你正住在那房子里，但又不愿将钱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或者是屋里的什么地方才会那么做的。事实上，这样做事的人只能是詹姆斯·本特利。”
“完全正确。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时间，你都可以得出对本特利不利的结论。最后一点，他的衣袖上有血迹。”
“他如何解释这血迹？”
“他说他记得出事的前一天他到一个屠夫的肉店里去帮忙了。一派胡言！那不是屠宰动物的血。”
“他坚持那种说法吗？”
“没有。在审判的时候，他说的话截然不同。您知道，在他的袖口上还有一根头发，一根沾有血迹的头发，那根头发和麦金蒂太太的头发完全一样，这就把事情给解释清楚了。后来，他承认在前一天晚上他散步回来的时候，他进过麦金蒂太太的房间。他说，他敲门之后进去，发现她死在了地板上，便弯腰摸了一摸她，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这样是为了得到证实她的确死了。然后，他就失去了理智，他一看到血就会十分冲动，压抑不住，情绪很受影响。他说，他回到自己房间时，人几乎要崩溃了，差点儿晕了过去。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仍然没有勇气承认他已经知道了发生过的事情。”
“非常靠不住的说法。”波洛评论道。
“是的，的确如此，然而您知道，”斯彭斯沉思着说，“它很有可能是真的。这不是一个正常人或者陪审团的人所能相信的那种事实。但是我见过这种人，我不是说那种精神崩溃的说法，我是指需要对一种行为负责，而只是不能够面对事实，承担责任的那种很害羞的人。比如说，他走进房间，发现她已经死了，他知道他应该做些什么——去报警——去告诉一个邻居——去做当时当地要求的应该做的事。而他都吓得惊慌失措。他想：‘我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我今晚不应该到这个房间里来。我要去睡觉，就像我根本没有到这儿来过一样。’这样想过之后，当然就是害怕——害怕他被怀疑和这事儿有牵连，他认为他要尽可能长时间地使自己摆脱掉这件事。这样，这个傻瓜实际上就使自己陷了进去，把绞索套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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