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恩失败了，自然不甘服。你知道一个骄养的独生于，家庭的溺爱造成了他的任性使气的性格，后果的危险是必然的。俗语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真有着论理的基点。到了昨天晚上，他便决定了行凶的计划，准备把公声打死，破坏他们的美满婚姻。他悄悄地走到严家门外，望见书室的窗开着，公声正坐在摇椅上沉沉思想。反思就隔着垣场发了一枪。不料公声的摇椅是活动不定的。枪弹落了空，便陷进了地板里去。当时公声吃惊走出去，友恩早已逃走了。公声虽没有瞧见发枪的是谁，但料想起来，除了情敌，他并没有别的怨家、可是他因为婚期就在明天，不愿意好事多磨，发生什么意外风波，所以他就把这回事隐秘了，不曾报告警局。这是他的失着。友恩是骄纵惯了的。一个骄纵惯了的少年，坐惯了顺水船，教育又太少，理智当然不健全，所以一碰到挫折，便会倒行逆施地乱子，连性命都不顾。他行凶不成，越发加上了一重怨恨，。回家之后，左思右想，一百个不如意，就决定了自杀的主意。可是他并不是白死，他企图贯彻他的报复计划，嫁祸于公声。例如椅子的倾倒，前门的虚掩，和临死时高唤公声的名字，都是他准备的计策，使人家信他为公声所谋杀。并且他发枪以后，还努力地把枪掷远，更可见他的复仇心的深刻和设计的周至。”
“你可是说公产和鸿生，声音太相近，友恩的母亲听错的？”我乘霍桑略顿一顿的机会补一句。
霍桑点点头。“是。‘公’和‘鸿’声母虽不同，韵母是一样的。张夫人在迷湖中听错了，当然很自然。”
倪金寿也开口了。“霍先生，故事很动听。但这是你的设想吗？还是有根据的？”
霍桑笑着说：“金寿兄，你想设想丢掉了根据，那会成什么？”
“唔？‘
“我告诉你。我的设想当然都是从事实和证据上观察而得的。我得到了你的报告，就觉得严公声没有杀死张友恩的必要。你想他在情战士既然得胜了，婚期又在下一天，为什么还要冒险杀人？若说为了他的意中人的一张照片落在情敌手中，竟不惜行凶，情理上委实太牵强。因为女子的照片在秘密不能公开时也许有些价值，这件事情势可不同。两个男子公开地同时恋一个女子，这女子自然没有向对方守秘的必要。因此在碧霞方面既没有名誉的损害，在发恩方面也没有借照片要挟或其他作用的可能。那末公声为什么竟值得拚死行凶地取回这照片呢？
“你的报告又说你在他的书室中搜得一粒枪弹。我就到警局里去找你，想把弹子比一比。你恰巧不在。我便直接见公声。我把利害的关系指示他以后，他就把一切情节开诚地告诉我。我又到公声家的门外去检验，果然看见短墙上面有很显著的迹象，分明有人在那里倚靠过的。因此我便确信行凶的是友恩，不是公声；手枪也是友恩之物更不必说。此外还有一个基本的佐证，就是死者左手执枪，伤处虽在左胸，枪口却已偏有，故而子弹从右背穿出。这显然是自杀之象。而且你总也注意到衬衫上的黑灰明明是枪弹凑近发射的现象。这一点当然就是包朗兄的最初见解的根据，我不必再说了。
霍桑的分析和举证，简直“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一个起初认为不可解释的疑团，此刻大半已有了着落。自然，我只有心领神会地佩服。但倪金寿低了头，似乎在细细地咀嚼，还有些不完全融澈的样子。
他说：“霍先生，你的理解固然很近情。不过若说友恩的死，公声完全没有关系，我还不敢相信。不然，我起先问他，他为什么抵赖不承认，直到见了肖照，方才哑口无言？”
霍桑道：“这是容易明白的。他为着婚期就在目前，怕多口舌，故而抱着省事主义。其实处世的准则，要懂得”无事不可生事，有事不可怕事‘。公声就因怕事反而多事。现在他正后悔来不及哩。
倪金寿沉默地吸了一会烟，又说：“我还有些不明白友恩既然是自杀的，那时候他的房中当然只有他一个人。他倒地了，室中怎么还有第二个人替他熄灯？因为顾荣林听得枪声以后，明明看见楼窗口里有一个长发的人探望，灯光随即熄灭。这个人又是谁？
问话很有力，而且也是在我的嘴边的。要是没有合理的解释，霍桑所讲的故事会变成一个美丽的皂泡。霍桑突然立起身来，弹去了些烟灰，用自本株一抹脖颈，连连点头。
他叹口气说：“金寿兄，你这一问很有意思。这委实是全案中最伤人脑筋的一点。当初我根据弹灰和伤势，假定他是自杀；又从死者的母亲听得叫声而不听得争斗声，又假定椅子的翻倒是放设的疑迹；还有前门上的锁没有坏而仍旧挂着，也不像是有外人进去。可是事实上有个人在窗口探望，接着又熄灯！这是一个无可解释的矛盾点，我左思右想，再也解释不出。后来我从公声家回来时，经过西门路的一排同样式制的洋房。忽然触发了一个理解，就重新赶到白杨路去证实。金寿见，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确实知道友思自杀之前已经把电灯熄灭，并不是有第二个人替他熄灯的。
倪金寿张大了四眼。“果真？霍夫生，你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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