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早我们从上海动身的时候，天色虽已转晴，还是阴橡稼地不漏日光。可是到了午后三四点钟光景，忽而云散日出。所以到了薄暮时分，向西一望，那夕照的余辉布成了满天的红霞；霞幕尽处，点缀着几枝秋柳，一群归鸦，正像展开了一幅活动的图画。霍桑的精神比先前在胡秋帆办公室中的时候当真焕发得多。我的胸襟也觉得畅豁了不少。
霍桑立定在一条小溪的边岸，忽指着那里沉的斜阳，含笑说：“我很希望这件案子，也像这天气一般地有剧烈的变转。”
我应道：“我也希望如此，秋云的变幻最不可测。我想这案子既到了闷秘的极度，也应得有个变转之机了。”
“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的努力，就靠着这个希望，才能有再接再厉的兴致。”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启示性的机会，不能轻轻放过。
我问道：“霍桑，你眼前可已决定了进行的方向？还是只能等待他们几个人各顾各的努力，我们但静候着案子的自然发展？”
霍桑忽瞧著我说：“包朗，你说这话，莫非感到了合作的困难？我们是局外人，凡我们眼光所及和能力办得到的，自然应得尽些我们的友谊上的劳力。但他们的职守上的责任，在没有到达结束的终点以前，我们当然也不便干预。”
“话虽不错。但他们各顾各的职守，分道扬镇，究竟也不能成什么事。我认为这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
“是的，但在把握案子的关键以前，我们有什么方法劝阻他们呢？”他微微叹一口气。
我说：“那末这个关键什么时候才把握得住？”
他摇摇头。“还难说。”他顿一顿，眼睛谛视著天未。“包朗，你有什么意见？”
我沉吟了一下，答道：“据我看，假使把种种线索归纳起来、约有四点；例如那汪镇武，那不知名姓的上海女子，那陆樵竺所假定的汪玉芙的第三个情人，和你刚才问起的杨伯平。你想这几条线路，究竟哪一条更近情些？
霍桑缓缓摇着头，答道：“这些问题，我此刻实在不能答复。因为我若要否定任何推想，至少总须先寻得出一条肯定的线索。但在这肯定的线索成立以前，又须先扫除一切的障碍点。这是我平素探案的原则，你当然也知道。
我点头道：“不错。那末我们说得近些，你眼前觉得急于要扫除的障碍是哪几点？
霍桑好像要发表什么了，可是他的眼光从暗影浮动的天空收摄回来时，又变计了。
他踌躇了一下，忽改口道：“包朗，时机还没有成熟，你且耐一下子。等我静静地考虑一回，再告诉你罢。
天色完全黑时，我们回到了警所。胡区长已给我们布置了两个房间——姚国英独居一间，我和霍桑同住一间。在晚膳以前，霍桑又独自出去溜过一次。我事后问他，据说他是去瞧杨伯平的。他觉得这少年的确很谨严。他和玉芙虽也相识，但很疏远。
晚膳以后，我们闲谈过一会。胡秋帆仍坚持着汪镇武是凶手的见解，口气中似要叫其余的人不必再向别条路进行。别的人各有自由之权，当然不会受这个暗示的约束，独有那陆樵竺是他的属下，在职权上有遵守的义务。可是他的心中的反抗意念显然还比其余的人强烈些。因为他这一次虽竭力地遏制着自己的脾气，不曾当场反抗，但我默察他的管嘴攒眉的神情，显见是一百二十分的不服气。
我和霍桑进了卧室，他叫我先睡。他自己取出了那本傅祥勤的日记，似准备一个人独自研究。他瞧了十多分钟以后，忽不知不觉地发出诧异声来。
他前渝地念着。“九月二十二日，王，八十元；张，五十元。赵，七十五元。这是昨日的最新纪录。二十一日，空白没有记载；二十，十九，十八，十七，也完全不着字。
十五，十六，又有记载了。十六日，只记者张还二十六元，赵五十元。十五日，数目又大了。十五日以上多又空起来。八日，九日，竟又是这些捞什干的数目。——唉！这不是日记，竟是一本帐簿。可是记得多么奇怪啊！
我虽已经解衣上床，但一听得霍桑这一由诧异的念白，禁不住又坐起身来。
我低声问道：“霍桑，你可是已找得了什么线索？
霍桑似很惊异，回头应道：“你还没有睡着？唉！这是我的不是。我不应当这样子惊扰你。你快睡。我也要睡了。
我不便再问，但估量他的神气，分明他已得到了什么。不一会，他果真解去衣服，熄了电灯上床。
我哪里睡得着？我的脑海中充满了这凶案上的种种疑问。那胡秋帆所怀疑的汪镇武，究竟会成事实不会？陆樵竺却认做“一箭双雕”，以为内幕中还有第三个情人。那末傅祥鳞的被害，究竟是仇杀还是妒杀？还有姚国英所怀疑的剪发女子，是否真和这凶案有关？此外霍桑提示的祥徽在二十二夜间的留顿地点，那辆有重要物证资格的汽车，和那张紫色信笺的来历，种种疑问，在我的脑海中翻来覆去，却终于得不到一个结论。
我们所睡的床铺是一种旧式的杉木架子，支持力既不坚固，床上的人偶一翻身，床架便吱吱地作响。我觉得霍桑的床架，响动声连续不绝。我默默记数，大概每五分钟得震动一次。这可见霍桑也没有睡着。与其这样子勉强地躺在床上，何不大家坐起来畅谈一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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