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霍桑所讨论的，是关于某银行的一件假支票案。经过了一番谈话，霍桑指示了几点，便说起我们早晨的事情。霍桑的目的，要想问问银林那旧屋的历史。汪银林果然知道。据说这屋子很大，年代又古，旧主人姓朱，在前清做过什么知府。不过那姓朱的子孙不很争气，专在嫖赌两字上用功，所以不上几年，便将那也许从刮‘剥’上得来的祖产终于出让了人。因此，汪银林发生一种新的见解。他以为这屋子的建筑既古，也许这旧屋里有什么秘藏。这秘藏是有人知道的，或是偶然给人发现了这个秘密，便利用着鬼怪的迷信，目的在使新主人恐惧迁避，以便实施他或他们的掘藏的企图。这见解虽觉近于玄虚，但也就不能说汪银林绝对地不用他的脑子了。
我们在半凇园中足足消磨了八个多钟头。在我们的谈话结束以后，霍桑又发起划艇的游戏。我和银林也从兴赞同，结果大家都出了一身汗——汪银林更其是满身淋漓——预备回家去洗澡。因为霍桑是天性好动的，如果有可以活动的机会——无论脑力的活动或体力的活动——他都不肯放过。他常说现在是竞争剧烈的时代，一切的环境，都不能不利用“动”来应付。我们数千年来的安闲宁静生活方式，虽然也有它的优点，但因着时代的演进，欧洲文明的引渡，这一种生活方式已不能够适应。所以霍桑常有一种大声疾呼似的警语：“我们不能再好整以暇地袖手安坐了，应当大动将动地急起直追！否则在这斗争剧烈的时代，我们的民族，会有淘汰灭亡的危险哪！
傍晚时我和霍桑在半泄园门口分别的时候，约定下一天早晨九点钟我到他寓里去，会同了到乔家焕裘家去调查。不料这预约并没有实践。原来经过了一宵之隔，这案子已发生了意外的变动，霍桑的推想也出乎意料地完全失败了。
七月四日清晨七点钟，我刚才起来，漱洗完毕，正在打领结的当儿，忽听得楼下的客室中，隐隐有一阵电铃声音，分明有电话来了。我的佩芹已比我先下楼去，这时我听得伊的接电话声音，不一会，伊走到楼梯脚下，告诉我那电话是霍桑打来的，有要紧话和我接谈。我心中一愣，便慌忙赶下楼来，心中也早料到那裘家的怪事一定又有了新的发展，说不定那个“妖怪”上夜里又出现过一次。却不料那电话的报告，竟出乎我意外地严重。
霍桑电话中的第一句话，便使我呆了一呆。
他道：“包朗，昨天的事发生了意外的变端哩。裘日升已被人谋杀了！
我惊骇道：“唉！这却想不到！你昨天不是还保证他——”
霍桑忙剪住我道：“是的，是的。我错了！我已完全失败了！他的被害，我在道德上的确应负责任。但这时候情势很急，你且暂缓责备我吧。
我急忙辩道：“你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责备你，我只是问问——”
霍桑又截阻我道：“好啦，你问的话多哩。现在你如果已准备舒齐，不妨就近一直往乔家汲，不必再绕道到我家里来。汪银林已在那边等待，我也立刻就到。
电话挂断了。我重新奔回楼去，凭着兵士们闻号声集队的动作，在三分钟内，已扣好领带，穿上皮鞋，全身装束完毕。我和佩芹说明了一声，匆匆出门，跳上一辆黄包车，向乔家洪进发。
我坐在车中寻念，这案子如此变化，的确出乎所料。昨天下午，我们在柳树底下，靠着那只小小的圆桌，谈论这件事的时候，霍桑还是觉得很有把握。我记得他曾对汪银林说过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我觉得这案子的性质，不会怎样严重的，不过倒很有趣。”唉！现在这案子不但再加不上有趣的形容词，却明明是十二分严重了！这一种变端，在霍桑心中所感到的难堪，当然也不难想象到。
十分钟后，我的车子已在乔家换九号门前停住。那是一排六扇的黑色璃门，夹在两毛西式屋子的中间。高低相差很远。这一条街，既已放宽，煤的名称原已有名无实，街上大半都是新建的市房。这宅九号老屋只缩进了些门面，还没有根本翻动，可算是硕果仅存。这六扇墙门仍紧紧关着，时间既早，又无其他异状，绝不像发生了什么凶案，料想前屋的邻居们，大概还没有知道。
我赶紧兜到了后面的乔家栅，寻到小弄口时，向弄里一望，才见弄堂中只有一个后门，有一个警立正站在那一扇包着铅皮的后门外面。我走到后门口时，那看守的警上不认识我，正在问我的来意，汪银林忽开了后门出来。他后面另有一个穿白色制服挂武装带的警官。
汪银林招呼道：“包先生，早，霍先生也来了吗？”
我应道：“他刚才打电话给我，立刻就到。”
我认识那个凸肚挺胸、身长六尺以上、黑脸而有菱角须的警官，就是我们本来认识的许墨佣。好几年前，我们曾和他联手办过一件一只鞋（见霍桑探案汇刊）凶案，他的争功嫉妒的本领，我至今还不曾忘怀。这件案子恰巧在他的警区之内，我又不禁替霍桑暗暗担忧。所以他虽然满面笑容地和我招呼，我却只很冷淡地应酬了一声。
汪银林先告诉我，这案子在上夜里十二点发生。那许署长在两点钟时方才得信赶到这里，忙碌了一会，东方已经发白，然后他转报总署，汪银林方始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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