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不是浪漫的时代，”他说，“人人都在挖地掘金，他们的想像力枯竭了。他们的灵魂变得腐朽。然而时不时地，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会闪现出向我们展示伟大荣耀的火花。我的一位朋友在拼命垄断腌菜市场时，瞥见了完美幸福的火花。另一位朋友在百老汇一家餐厅吃饭时，构思出了一首完美无瑕的赞颂纯洁女人的诗歌。所以我们诗意的灵感就像泼墨般的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瞬间即到。”
布兰德先生把他的花被子住身上裹紧了一些。马吉先生用笑鼓励着这个新来的讲故事的人说下去。
“我简单地说，”怕尔顿教授接着说，“只有老天知道充满学究气的教室决不是激发幻党的地方，那些五大三粗的小伙子也不可能理解一颗心旌迷乱的灵魂。”然而——我失去了理性。我诵读的时候，突然心中再次升起一道四十年来都未曾有过的光芒。诗人讲到了女人的头发：
她的金发像金丝般曲蜷，
散漫地披洒在她的双肩。
于是我见到了——像在梦境中——一位在我的晚年我以为早已封存在我的记忆中不会再想起的姑娘。我不能再继续讲下去了，因为我老婆的头发是黑色的。
我继续读着诗，但我重新唤起的金色梦幻冲淡了诗人颂歌的情节，于是我便拿那位我许久前认识的姑娘与我当今认识的女人们进行比较，呵，先生们！用于微笑的嘴唇在毫无敌意的气氛下吐出措词激烈的辩词。眼睛的目光本来是应与天地之间的朦胧之光相融合的，如今却射出她们称之为反对奴役妇女的火焰。白皙的纤手本是在月光下与年轻恋人的手相牵握的，却在肮脏的街道上举着示威的旗帜。我仿佛看到了那个久远女孩儿的蓝眼睛转过来看向她今日的姊妹们，目光流露出悲哀和责备。我心里极为不安，我对坐在我前方的年轻人们说：
“曾经有一个女人，先生们——有一个比鼓吹妇女参政的妇女强出百倍的女人。”
“他们鼓掌欢呼。我心中的激情平静下来。须臾，我又恢复成一个腼腆的老学究。我的幻觉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宣布下课，然后返回家。我发现我老婆——她是黑头发——把我的拖鞋摆到了书房壁炉的旁边。我穿上拖鞋，立即着手写一篇小册子，不久被一所德国大学的著名教授发表。我以为此事就算永远地了结了。”
他神情沮丧地盯着两个年轻人。
“但先生们，我对我们心脏中的那条毒蛇——美国报界——没有好感。此刻我不想花时间抨击报纸。我正为一家品味高雅、发行量不大的周刊撰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我现在只想说说后来发生的事。第二天，一家晚报的头版登出了我的一张大照片，并恶毒他说这就是那个声称‘一个用过氧化氢染成金发的女郎胜过千百万个鼓吹妇女参政的妇女’的伯尔顿教授。”
“是的，他们就是用这样可怕的字眼儿把我的话传播出去的。他们在刊登那条消息的时候，我压根儿就不知道用过氧化氢染成金发的女郎为何物。无疑，我表示了抗议。不过我不啻是蚍蜉撼大树，世人的怒火一齐向我喷来。谴责我的电报、社论和信件如洪水一般，几乎将我淹没。狠呆呆的女人在路上拦住我，在我眼前挥舞着雨伞。甚至我妻子也不再理我，说尽管她不必让我赞成她的关于妇女参政权的观点，但她认为我至少不该公开赞美一个在歌舞剧大合唱中常见的女人。大学校长也给我写了个条子，让我在发表言论时要谨慎小心。我——塞德斯·伯尔顿，世界上最最保守的人，还需要谨慎小心！”
“然而抨击我的言论仍是连篇累牍；妇女俱乐部依旧举行会议批判我；络绎不绝的记者照样闯入我的生活，逼我进一步发表我的看法，并让我指出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金发女郎，等等等等。昨天，我觉得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于是决定出走，直至被人们忘却为止。‘可是，’他们对我说，‘无论是天空或海洋，不管你去哪儿记者都能找到你。’我的老朋友约翰·班特利是秃头旅店的老板，我跟他谈了此事，他便好意地给了我一把旅店的钥匙。”
老头儿顿住，用一块丝绸手帕揩了揩他的秃顶。
“先生们，”他说，“这就是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这个寒冷的十二月清晨在秃头山看到了我。出于同一原因，如今孤独对我来说没有恐怖，流放没有悲哀。这也是为什么面对你们的手枪射击，我毫不畏惧。让我再次重申，对于开枪一事我不会记仇。你们打破了一顶新的圆礼帽，即便一所名牌大学教授的薪水也买不了几顶这样的帽子。不过我完全原谅你们。套用一位诗人的话：为了逃避诽谤，面对大炮我也在所不惜。”
伯尔顿教授朝四周睿智地眨眨眼。布兰德先生在椅子上已昏昏欲睡，但马吉先生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情。
“教授，”他说，“对你遭受到极大的委屈，我深表同情。我敢担保，在这儿你绝对见不到记者，而且黄色报刊在发掘下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时，很快就会把你忘掉。我和布兰德先生也想简要地陈述一下促使我俩来到这家旅店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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