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记不清了，”她说，“我想可能是两个吧。这——这就是你做试验的目的?”波洛拉住她的手，轻轻地拍了一下。
“跟你这么解释吧，”他说，“我对人们是否说真话特别注重。”“帕克说的是真话吗?”“我想他说的是真话。”波洛若有所思地说。
几分钟后我们又顺原路回到了村子。
“你提杯子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好奇地问道。
波洛耸了耸肩。
“人们在一起总得说一些话。”他说，“提这一个问题跟提别的问题完全是一回事。”我迷惑不解地盯着他。
“不管怎么说，我的朋友，”他认真地说，“我现在已经弄清楚我想要知道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吧。”第十六章 打麻将那天晚上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小的麻将聚会。这种简单的娱乐在金艾博特村非常流行。晚饭后，客人们穿着套鞋和雨衣纷纷到来，他们先是喝咖啡，然后吃糕饼、三明治，或者喝茶。
那天晚上我们的客人有甘尼特小姐和住在教堂附近的卡特上校。在这种聚会中，人们常常会传播一些小道消息，有时甚至会干扰游戏的顺利进行。我们的游戏通常中打桥牌——我们边谈边打，打得很不认真。我们发现打麻将比打牌要温和些。在打牌时，你的合作者没有打某一张牌你就会厉声责怪他。在打麻将时，虽然我们也会坦率地批评一两句，但绝对没有恶意。
“今晚太冷了，是吗，谢泼德?”卡特上校背朝炉火站着问道。卡罗琳把甘尼特小姐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帮她脱下了臃肿的外套。“这又使我想起了阿富汗的情景。”“是吗?”我彬彬有礼地问道。
“可怜的艾克罗伊德死了，这确实是个难解的谜，”上校一边接过咖啡一边说，“肯定是摆布命运的恶魔在捣鬼——这是我的看法。谢泼德，有件事你可别跟别人说，我听到有人提到敲诈之事!”上校看了我一眼，眼神中流露出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信任。
“毫无疑问，这件事涉及到一个女人，”他说，“你完全可以相信我，这里面一定有个女人。”这时卡罗琳和甘尼特小姐过来参加我们的谈话。甘尼特小姐喝着咖啡，而卡罗琳拿出麻将盒，把麻将牌倒在桌子上。
“洗牌，”上校开玩笑似地说，“是的，叫洗牌，我们在上海俱乐部里就是这么说的。”卡罗琳和我心里都暗付着，卡特上校这一生从未去过上海俱乐部，他最远只到过印度，再往东就没去过了。大战期间他在印度做过牛肉罐头、李子苹果酱的生意。但他的确是军人，在金艾博特这块地方，人们可以大肆吹嘘自己的一丁点儿功劳。
“开始吧。”卡罗琳说。
我们围着桌子坐下。最初五分钟里没有人说一句话，因为这里面有一场秘密的争斗，看谁能最快把牌理好。
“开始吧，詹姆斯，”卡罗琳最后说，“你是东风。”我打出第一张牌，过了一两圈，沉闷的气氛被单调的叫喊声打破，“三条”、“二筒”、“碰”。甘尼特小姐经常叫“碰”，然而马上又改口说：“不碰”。因为她有一个习惯，总是没看清牌就仓促叫“碰”，然后又说“碰不起”。
“今天早晨我看见了弗洛拉·艾克罗伊德，”甘尼特小姐说，“碰——不——不碰，我又看错了。”“四筒，”卡罗琳说，“你在什么地方见到她的?”“她没看见我，”甘尼特小姐回答道，好像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啊!”卡罗琳饶有风趣地说，“恰。”“现在的正确说法是‘吃’，不是‘恰’。”甘尼特小姐逗趣地说。
“乱说，”卡罗琳说，“我总是说‘恰’。”“在上海俱乐部，”卡特上校说，“他们都说‘恰’。”甘尼特小姐不再吭声。
“你刚才说弗洛拉·艾克罗伊德什么来着?”卡罗琳专心地打了几分钟牌后突然问道，“她跟别人在一起吗?”“是的。”甘尼特小姐说。
两位夫人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好像是在交换信息。
“真的?”卡罗琳很感兴趣地说，“是打这张吗?哦，我早就料到了。”“卡罗琳小姐，我们在等你出牌呢。”上校说。他装出一副男人的直率样子，专心打牌而对流言蜚语不屑一顾。但他的装模作样一眼就能看穿。
“如果我问我，”甘尼特小姐说，“亲爱的，你打的是条子吗?哦!不对，我看错了——是筒子。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说弗洛拉是非常幸运的，她的运气特别好。”“你打的是什么，甘尼特小姐?”上校问道，“那张牌我碰。你从哪一点看出弗洛拉小姐是幸运的?这个姑娘确实迷人。”“对犯罪的事情我知道得并不多，”甘尼特小姐说话时，那种神态好像世上什么事情她都知道，“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案发后人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最后看见死者还活着的人是谁?’而这个人总是怀疑的对象。在这个案件中，弗洛拉·艾克罗伊德是最后看见她伯父还活着的人。应该说这对她不利——很不利。我的看法——根据分析得出的看法是这样：拉尔夫·佩顿是因为她而隐惹起来的，目的是想引开人们的注意力，不去怀疑她。”“这怎么可能，”我心平气和地驳斥了她的说法，“难道你认为像弗洛拉·艾克罗伊德这样的年轻姑娘也会无情地对自己的伯父下毒手?”“这可说不准，”甘尼特小姐说，“我从图书馆借来一本书，这两天正在读，书中描述了巴黎下层社会的情况，那些最坏的女罪犯往往是长着漂亮脸蛋的年轻姑娘。”“那是在法国。”卡罗琳马上反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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