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她是这样的人。”洛德肯定地说道。
波洛继续说下去：
“我刚刚开始调查的时候，确实觉得埃莉诺有犯罪的可能性。但是，我记住了向您作的保证，于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我又发现了另一个人的罪证。”
“霍普金斯护士的罪证。”
“开始不是。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罗迪。这是因为他说了谎话。他对我说，他于七月九日离开英国，八月一日回来的。可是霍普金斯护士无意中提到了玛丽两次拒绝罗迪的求婚，一次在梅登斯福德，另一次在伦敦。您告诉我，玛丽七月十日去伦敦，也就是罗迪离开英国的第二天。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玛丽什么时候与罗迪在伦敦相见的？我在撬门开锁的那位朋友的帮助下，看到了罗迪的出国护照，这样才调查明白，原来罗迪从七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在英国。由此可见，他在这件事上有意识地说了谎。
“我一秒钟也没忘记，埃莉诺把三明治放在餐室里自己去更房的这段可作案的时间。但我明白，在这种情况下，预谋的受害者应当是埃莉诺而不是玛丽。罗迪有杀害埃莉诺的犯罪理由吗？有，有很重要的理由，埃莉诺在遗嘱中，确定了罗迪是她全部财产的继承人。并且，我从调查的事实中得知，罗迪可能知道埃莉诺遗嘱的内容。”
“那么您又为什么断定他不可能是罪犯呢？”
“一个谎言，而且是小小的愚蠢的谎言帮助了我。霍普金斯护士说，玫瑰刺儿扎进了她的手腕，可是，我查看了玫瑰园，弄明白了那里的玫瑰没长刺儿……这就是说，霍普金斯护士说谎了，她编造谎言似乎是毫无目的的，而且是如此愚蠢，可是这就足以引起我对她的注意了。我在心里再一次地分析了她的证言，并且明白了过去我没有想到的一点：霍普金斯护士了解关于玛丽的一些事，并且非常愿意把这些事情暴露出来。”
洛德吃惊了。
“我认为事情恰恰相反。”
“这只是您的感觉。她极其出色地扮演了知道一些事情但又想隐瞒这样一个角色。我动了脑筋之后，看到她说的每句话的背后都隐藏着相反的目的。我和奥布赖恩护士的谈话证实了这个看法，很清楚，霍普金斯护士在玩弄某种游戏。我对比了她和罗迪的谎言，心里琢磨，能否对其中一个人的谎言做出完全无罪的解释？
“在罗迪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帮助我找到了这个问题肯定的答案。像他这样自尊心很强的人，承认由于意志力薄弱而不能在国外逗留一段时间，提前回到英国并再次使曾经拒绝过他的姑娘厌烦，那是多么不体面的事啊。因此，他才闭口不提从国外回来的这一短暂的时间，而用谎言遮掩了事实。
“但是，霍普金斯扯谎是否也是出于类似无辜的原因呢？我越想越觉得是个怪事。为什么霍普金斯要对手腕上的痕迹说谎呢？这痕迹有什么特殊的吗？
“我开始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窃走的吗啡是谁的呢？是霍普金斯护士的。谁能把吗啡给老韦尔曼太太送去呢？是霍普金斯护士。可是，为什么她要吸引大家去注意丢失吗啡的事呢？如果霍普金斯护士是杀人凶手，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有一个：是另一起谋杀，也就是对玛丽的谋杀是蓄谋已久的了，并且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替罪羊，但是必须让人看出这个替罪羊有预先拿到吗啡的可能。
“让我们对寄给埃莉诺的匿名信再说几句。这封信的后果必然引起两位姑娘之间的纠葛。无疑霍普金斯指望埃莉诺接到信后来梅登斯福德竭力阻止玛丽对韦尔曼太太的影响。罗迪对玛丽一见钟情，这是霍普金斯没有忘记利用的意外条件。这样一来，还可以给替罪羊添加一个作案理由：争风吃醋。
“这两次谋杀罪行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霍普金斯为什么要杀害玛丽？我开始在隧道的尽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看见了一丝微光。霍普金斯护土在玛丽心目中有一定的威望，她利用了这一点促使玛丽写了遗嘱。但是遗嘱对霍普金斯无利，它有利于住在新西兰的玛丽的姨妈。于是我立刻记起了村子里有个人曾偶然提过玛丽的姨妈是护士，在医院里工作过。于是，这一丝微光更亮了，犯罪的计谋随之显露出来。我又一次拜访了霍普金斯。我们双方表演了一出精彩的喜剧。末了，她终于说出了她一直渴望摆出的事实，可能她说的比她预计的要稍早一些。但是，机会很好，她一下子就上了钩。话又说回来了，反正事情早晚应当揭晓的。霍普金斯假装勉强地拿出了一封信。这时，我的朋友，我的猜测便立即被信心所代替！这封信使霍普金斯暴露无遗。”
洛德皱着眉头问道：
“怎么回事？”
“哦。我的朋友，这简单极了！信封上写着：‘我死后转寄给玛丽’。可是，信里清楚地写着不能让玛丽·杰勒德知道真情。信封上写的是‘转寄’，而不是‘转交’。这说明很多问题。这封信不是写给玛丽·杰勒德的，而是写给另一个叫玛丽的人。这就是伊莱扎·赖利侨居在新西兰的妹妹玛丽·赖利。
伊莱扎向她透露了真情。这封信根本不是玛丽死后霍普金斯在更房里找到的，而是好多年前她在新西兰收到的，这是在她姐姐死后寄给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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