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例子是印度男孩玛尼什。因为交通事故，他被巴士上的扶手铁杆击穿头部，他也是被击中后一直保持清醒，直到手术取出这根铁管。手术后的玛尼什看来基本康复，比美国那个工头恢复得要好。
而中国人里面，受到如此重伤依然能够生存的人，这还是我听说过的第一个。
然而，据老尹描述，那个老兵却似乎恢复得很正常，此后几十年务农为生，也没有出现过癫痫、痴呆、四肢不协调等症状。
那么，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老兵自己好像没太当回事，说是伤得太重，卫生员也不知道该怎么救了。老兵说：好在脑浆子还没有流出来，所以他还敢给包扎。
由此可见，大约这颗子弹没有对他的脑组织造成特别严重的破坏。
包扎之后，因为战斗之中医疗条件有限，只能抬到老乡家养着，死活就看他自己的了。
老兵对这段养伤的描述极为模糊，看来他自己也有点无法记清要是我们谁脑袋上挨上这样一枪，估计也不会很清醒的。
他能回忆起的是，由于敌情紧张，二十几天后他就跟随部队继续转战了。
二十几天后？！难道如此重伤就这么养养就好了？
也不是，老兵说，能随着行军，可是吃不了东西，嘴张不开，要战友用筷子撬开牙齿往里灌小米汤，过了很多天才恢复正常。
那时候负伤比我重的有的是。老爷子比划了一下，意思是自己好歹四肢都是全的。
那一仗，也不知道打下据点没有，也不知道和老爷子一块儿翻墙冲进去的弟兄们回来了几个。
谈起今天的病情，老爷子一笑而已，看不出害怕，连紧张都看不出来。
老兵在1949年后退伍，打过辽沈战役，但无论抗战还是辽沈，没听他说立过什么战功，看来，就是很平凡的一个老兵呢。
那次以后，老尹挺惦记他，又怕听见噩耗，好些日子没有联系，直到一年以后顺便问起，当地民政的对他讲，邪，大夫都说老爷子就一个月了，这都一年了，还活蹦乱跳的呢
老尹跟我说，这老爷子，我是从心里佩服，真的。
警察手记（京师四小名捕破案传奇）
俄罗斯职业杀手在北京(上)(1)
上次谈到北京的盲流，隐约觉得老尹谈起他们来不无恻隐之心，待到说得深了，老尹说他们还帮过我的忙呢，一块儿收拾了俩疑似假俄罗斯外交官，那手段我都没想到。
俄罗斯外交官？还假的？难道是克格勃？
其实真实的事情远没有那么传奇，说起来这假外交官也颇为令人哭笑不得。东欧剧变以后，俄罗斯的经济形势一落千丈，转型期用了个脑袋有毛病的经济学家，让大伙儿一块儿休克吃的都没有了，还休克？结果弄得变本加厉，一时该国上上下下都为挣面包奔波起来，大使馆的黑牌照汽车也经常坐了看着怎么也不像外交官的人物东跑西颠。持外交牌照的汽车走起来有很多方便，在北京做买卖的俄罗斯商人租了借了来如虎添翼，而大使馆的老大家里也快揭不开锅了，谁都明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好处。当年克格勃冒充外交官搞地下活动可以倾城倾国，今天二道贩子冒充外交官不过为了多倒几件羽绒服，外交官的身份贬值如此，您说是不是有点儿让人哭笑不得？
但中国警察虽然看着他们可疑，还真不好动辄扣了查问，万一弄错了引发外交问题不是小事儿。
问题是这帮转型期的买卖人没几个是老实人，坐了黑牌子车更是飞扬跋扈，老尹就碰上俩疑似外交官的，在北京站故意找茬。
当时一些俄罗斯商人可能是固定通过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做某种生意，所以经常要来北京站口。大家都知道北京站口停车的地方极少，而交通管理极严，但这些人根本不把这当回事儿，从来都是到地方把车往站前马路上一停，自己下车进站办事。周围警察和联防看见，觉得这黑牌子不好管，挠头之下，事情就报给了老尹。
有一次，老尹接了报告跑来一看，果然是一辆使馆牌号的汽车，停在了平时走三轮车的便道上。有个红色大胡子在车旁边站着看守，翻着两眼，状貌狰狞，三轮车夫们敢怒不敢言，只好从机动车道绕行。
老尹立刻过去说明：这里禁止停车，请你们换个地方。
说了半天，红色大胡子两眼一翻，手一摊：我不会中国话，什么都听不懂。说完抽身就走，到一旁的树下乘凉去了，活生生把老尹晾那儿。
什么听不懂啊，他认识这大胡子，中国话虽然说得没有朱利安利落，可是在站里买烟的时候讨价还价的本事大着呢。问题是就像前面交代的，涉及外交，中国警察一时还真拿他们没辙。警察们只好上报，但一时没收到答复，估计上面也在琢磨怎么办才好呢。
就在这时，老尹在窗口听到下面传来阵阵哄笑，还夹杂着生硬的中国话：这是谁干的？我靠他妈妈！我也要靠他妈妈！
下去一看，好热闹。只见红色大胡子旁边多了个黄色大胡子，两个人愤怒地绕着汽车又蹦又跳，周围一帮老百姓看着起哄。
怕阻塞交通，老尹赶紧带人过去，疏散人群，引导车辆，顺便问：怎么了？
这时候两个大胡子态度截然两样，中国话也会说了：警察达瓦立市，我们的车停在这里，车牌子忽然不见啦。
哦，你们不知道这里禁止停车么？你们有人在旁边看着么？有？有人看着车牌子还能丢？看看你们的证件什么？没有带？嗯，你们等着吧，我给你们找找这车么，让你们大使馆来人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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