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留学生同意了。他请女大学生一起去日本一趟，要回国说服自己的父母。
日本留学生的父母很喜欢这个文静的未来儿媳妇，虽然这样的婚姻儿子要在异国生活，但还是同意了。而且，老两口还拿出了一笔积蓄，给儿子儿媳在北京创业用。日本留学生的父母不是有钱人，他们的积蓄不多，来得也不容易。老两口当年干得动的时候，日本的工资还不高。于是，两个不同国度的人结婚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两个人想用那笔积蓄开个日本餐馆吧，日本留学生在中国这些年一直在想这件事，他觉得市场没有问题。可是，两个人都是读书的人，不知道在中国开个餐馆需要怎样的手续。女大学生想起来自己认识的一个叫兵的朋友似乎很有经验，就找他来商量。
这位朋友果然很有办法，很快帮他们办好了执照和有关的手续，只是他告诉两人，你们的身份有问题，得用我的名字注册，我也好照应。
日本丈夫有些担心，中国妻子劝他说这是朋友帮忙，谢还谢不过来呢。
以后，夫妻两个人就起早贪黑地干起来，生意果然日日地红火起来。直到有一天，夫妻俩忽然发现账目有问题，他们的朋友兵，把大部分盈利和本钱不知转到了哪里去了。吃惊的两人找到兵，对方已经换了一副面孔。
按照兵注册餐馆时设下的圈套，餐馆的主人是他而不是这对夫妻，不要说利润，餐馆的一切包括本钱两人都无法拿回。官司在关系颇硬的兵（现在已经升级为兵总了）左右下，成了永远没有结果的漫长路程。没了钱，也没了店，丈夫病倒了在吐血，走投无路的夫妻二人只好东渡，做妻子的此时已经无法要求丈夫恪守诺言。
丈夫的父母是通情达理的人，没有责怪儿媳，依然对她很好。一个病，一个不懂日语，在经济衰退的日本，两个人根本没有收入。日本的社会制度，年轻人想领到社会救济，手续十分繁琐艰难，两个老人只好用自己的退休金来支撑全家。
丈夫吐血越来越严重，半年之后终于死去，死前唯一的遗憾是父母的养育之恩无法报答，又拿走了他们的积蓄，无法报偿。
妻子对两位老人说，我会养活你们，我会为你们拿回那笔钱。
中国的女性，大约是世界上最坚韧的女性。几年间，妻子越过了语言障碍，在日本社会站住了脚。日本女性地位低下，尤其在工作中更是表现明显，中国妻子的成功背后，有怎样的艰辛，无人知道。她做到了自己所说的第一件事，在她的努力下，两个老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第二件事却始终不能做到。屡次与兵总交涉，遭遇的只有谩骂和羞辱。遗憾的是，法律也没能帮助这位女子，在早已设好的圈套面前，法律有爱莫能助的时候。何况，兵总已经发财了，经营了一个德国良种狗场，一只狗动辄价值百万。兵总成了北京某个高层人士才可以加入的俱乐部的成员，对一个小女子的仇恨和眼泪，他当然可以忽略。
我要的是公道，不是钱。
他欠的是命，
警察手记（京师四小名捕破案传奇）
俄罗斯职业杀手在北京(下)(2)
不是钱。
在这种情况下，妻子通过在北京的朋友，走上了雇凶复仇的道路。
案发，有日本绿卡的妻子给丈夫的父母留下了所有积蓄（据办案警察讲，她在狱中所需的物品都是北京的朋友所购），回国投案自首。
我们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忘掉这个故事中每个人的国籍，只以我们的良心来询问自己，这个案子，正义在何方？
问题有点儿沉重。
说完沉重的，说点儿轻松的吧。
我所了解到的这个案子的情况，显然与公开报道的内容有一些不同之处（这也是充分的证据，说明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其中最古怪的，就是这个案子破得十分迅速，去找尸体，一去就找到；去抓人，一抓就抓准，不免让人觉得警察们如同神兵天降。
北京警察的素质的确不错，但不错也得有个谱，兵总被骗出去被杀掉，家人还没意识到他失踪，第二天警方就把雇杀手的北京中间人抓住，这也太神奇了吧！
实际上我了解的情况，颇有一些令人惊讶的地方。
兵总失踪、被杀，报案的，正是那个中国妻子，我们就给她个代称，叫秀吧。实际上，她已经放弃了杀人的企图，这也成了最后对她作从轻判决的重要依据。
原因是等到雇佣基科夫去杀兵总，谈妥了酬金并且已经交付了三分之二（剩下的约定得手后再交），秀渐渐冷静下来，觉得杀人这种事儿太过分了，于是通知北京的中间人：算了，做决定的时候我情绪太激动，这件事儿从长计议吧。
北京的中间人倒也无所谓，告诉基科夫，说算了，那边不让动手了，行动取消。
万万没想到的是，基科夫却不干了，说这不行，干这一行有干这一行的规矩，收了钱不能退的。
中间人告诉秀，钱，不能退的啊。
秀这时候已经很冷静了，说不退就不退吧，没关系。
但是基科夫第二句话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抓狂状态：我们还有一个规矩，收了人家的钱就要把事情做成，不做是不成的，这是信誉！
中间人吓了一跳，转过来告诉秀：人家说了，不做是不成的，这是信誉！
秀也吓了一跳，把剩下三分之一的钱也打过去了，说不行啊，这事儿就此打住，钱给你们付齐，就当人已经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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