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滑进座位里，看着我的报纸，报纸拆着，填字游戏那服版朝上，正落在一片阳光里。“你有没有觉得做《德里新闻》上的填字游戏有点像在棒球比赛中使投手三振出局？”他问我。
我笑起来，点点头。“罗伯茨先生，我玩这个跟人们爬珠穆朗玛峰的理由一样……因为它在那里。只有玩《德里新闻》上的填字游戏，才不会有人掉下去。”
“请叫我拉尔夫。”
“好的。我是迈克。”
“好。”他咧开嘴笑起来，露出弯曲和略微有点泛黄的牙齿，但没有假牙。“我喜欢叫名字。这就像可以解开领带了。最近老刮风，不是吗？”
“是的，”我说，“但是现在天气正在逐渐暖和起来。温度计在三月里已经很快地上升了一截，从前一天晚上的华氏二十五度到早上的华氏五十度。比气温上升更好的是，太阳又温暖地照在你脸上。就是这种温暖引诱我走出屋子。”
“我猜春天就要来了。有几年春天有点错过了，但它看上去总是能找到回家的路。”他啜了口咖啡，然后把杯子放下。“最近没有在红十字会看到你。”
“我处在恢复期，”我说，但这是个小谎言；两个星期前我就符合条件再献一品脱血。提醒卡就在冰箱上面。我头脑中才想到这件事，“下个星期，一定的。”
“我提这个只是因为我知道你是个A级献血者，我们总是能用到你的血。”
“帮我留一张躺椅。”
“尽管放心。一切都好吗？我这样问只是因为你看上去很疲倦。如果是失眠，我很理解，相信我。”
我暗暗想，他确实看上去像一个失眠症患者——不知道为什么，眼睛睁得大大的。但他也是一个七十五奔八十的老人了，我并不认为任何人到了这把年纪还不该显得这样。刚上了年纪，生活可能仅仅是面颊和眼睛上的印记。年纪一大把了，结果就是你看上去像杰克?拉?莫塔苦战十五回合后的样子。
我张嘴想说人们问我好不好时我一贯的回答，然后奇怪自己为什么总是觉得必须要用这种男子汉式的千篇一律的回答，我想骗谁呢。如果我在护士把针头从我胳膊里拔出来后，跟红十字会里给我递巧克力夹心饼干的人说我觉得不是很好，会发生什么呢？地震？火灾和洪水？狗屁。
“不，”我说，“我真的觉得一直不是很好，拉尔夫。”
“流感？最近一直在蔓延。”
“不。事实上，我这次没得流感。并且我一直睡得很好。”这句话是真的——莎拉—拉弗斯的梦没有再出现，不管是平淡的还是强烈的。“我想我也许是情绪低落。”
“哦，你应该去度假，”他说，然后啜着他的咖啡。他再次抬头看我的时候皱了皱眉，放下杯子，“什么？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有，我想象着说。拉尔夫，你就是第一只打破寂静的鸟，就是这样。
“不，没什么不对劲，”我说，然后，因为我有点想知道话从我自己嘴里说出来是什么样，我重复了一启遍。“度假。”
“哦，”他说，笑起来。“人们一直这样做的。”
人们一直这样做的。他这样说是对的；即使是那些并不能全然负担起度假费用的人。当他们疲倦的时候。当他们被自己的麻烦弄得紧张憔悴的时候。当世界对他们来说太沉重的时候，挣钱然后花钱。
我当然负担得起度假，我当然也能从工作中抽出时间——什么工作，哈哈？——然而我需要这个红十字会发饼干的人向我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家伙指出本应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自从我和乔在她去世前那个冬天去过百慕大后，我还没有真正度过假。我的那口饭碗已经不再有东西了，但我依然坚守着它。
直到那年夏天，当我在《德里新闻》上读到拉尔夫?罗伯茨的讣告时（他被一辆汽车撞倒），我才充分意识到我欠他有多么多。让我告诉你，那个建议比我献血后得到的任何一杯橙汁都要好。
我离开餐馆后没有回家，而是徒步走过半个这该死的城市；上面有部分完成的填字游戏的那版报纸夹在胳膊下面。我一直走到觉得冷了为止，虽然气温正在变暖。我没有去想什么事情，但我又想到了所有的事。这是一种特殊的思考，当我准备写一本书时常有的那种，虽然我有好几年没有那样思考过，我很容易很自然地就进入了这种状态，就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种状态。
这就像有人开着大卡车停在你的车道上，然后把东西搬到你的地下室里。我无法找到比这个更好的解释了。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们都被包在鼓鼓囊囊的棉被里，但是你不需要知道。那是家具，你需要用来使你的房子看上去像个家的所有东西，使它刚刚好，恰好是你想要它成为的那种样子。
当这些家伙跳回到他们的卡车上开走后，你下到地下室并走来走去（像那个上午我在德里游荡一样，穿着旧套鞋翻山越谷），这里摸摸一条边，那里摸摸一个角，这个是沙发吗？那个是衣柜吗？这些都不重要。每样东西都在这里，搬东西的人没有忘记一件东西，虽然你不得不自己把它们都搬上楼去（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扭伤你可怜而衰老的背），这很好。重要的是送来的货很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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