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张卫军也和我那位可怜的同事一样早就撒手人寰而驾鹤西去了，确没有想到他今天能神采奕奕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身着一件漂亮的黑色羊绒大衣，光头没戴帽子；头发浓密而有型，从脸上泛射出的油光看来他的生活不错，而精神似乎更好。
“久违了老朱！”他伸过宽厚的手掌，非常有力地抓住我的手。
我微笑地看着他，并没有说话。虽然我非常想急于知道这个幸运的男人如何从现代医学都束手无策的绝症中逃生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相信这个张卫军是创造了一项奇迹，一个新的世界记录。
“很奇怪我还活着，是吗？”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似乎不经意地笑着，说道：“每个人都这么问我。不过说穿了这也不奇怪，就像我们今天的街头邂逅一样充满了偶然，也是必然。”
“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吧，你现在有时间吗？”好奇心让我对他充满了兴趣。
“当然可以了，走吧。”说着他拉着我的手进了路边的一个小咖啡厅。
张卫军是我的老邻居，比我大几岁。我小的时候和我家同住在新华街的一个大杂院里。那时候的邻里关系很好，每家都不是很富有，所以谁家包了饺子炖了肉都会给街坊们送一点过去，用现在的话说那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吧。而老张家和我们家的关系尤其的好。
张卫军的父母是第一批反城的知识青年，回城后他父亲分配到我父亲所在的工厂工作，还是同一个车间。再加上在一个院住，一来二去两家也就混熟了。那会儿的张卫军异常淘气，经常带着我们小一点的孩子出去玩，在院子里打沙包、捉迷藏、拍画片甚至打架。
初中毕业后张卫军没有考上高中，就在街头自己弄了个电话亭兼卖些香烟啤酒花生米之类的东西。再后来我家搬家了，就失去了联系。
“你现在怎么样，干什么呢？”张卫军慢慢地品着咖啡，谈谈地问我。
“我还是瞎忙，饿不死撑不着吧。你呢？”
“我病好后什么也没干，一直在家里闲着。今天来这儿边找人，正遇上了你。”
“哦，那你的身体没什么事了吧？”我小心地问道。
他放下咖啡杯，两只手握到一起撑住下颚，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说道：“我说我病好了你相信吗？”
“我不知道，所以想听你说说。不过感觉你似乎现在很健康。”
“你的那个同事和我一样，是肝癌晚期，不同的是我活了下来。”他长长的叹了口气，接着说道：“他和我在一个病房，他走的那天我也在场。”
“那你的病确诊了吗？”
“当然，你见过在重病监护室住一年，进行了放化疗没有确诊的病人？”
“那你……”我有些语塞了。
“我不是刚才就和你说了吗，人生充满了偶然或是必然。”
我慢慢地品味着他的话，像在喝白开水一样没有任何味道。
张卫军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扔给我一根，然后自己也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说道：“我是在父亲插队的偏远农村出生的。生下来以后身体就一直不好，三天二头闹病。即使没病的时候也整天哭个不停。村里离县城的医院有三十多里山路，每次我生病都是父母抱着我坐着村支书安排的驴车连夜往医院赶。可是往往一到了医院我就没了动静，怎么查也查不出毛病来。那怕是一丁点。
后来日子久了父母习惯了，也就不在送我去医院。可是我的依旧哭闹，饭也吃得极少。他们对我没有任何办法，用我父亲的话说，好像我出生就是来讨债的。
我六岁那年的冬天冷得要命，有一天早上母亲一开门就发现我家门口的屋檐下蹲着一个人。我父母都出身在知识份子家庭，俩人也都是一般的好心肠。他们连忙把这个快冻僵的人抬到屋里，给他弄了点姜汤喝下去让他盖上被子躺下睡觉。为了这人父亲还请了一天假。
那人看上去有六七十岁，穿得破烂得不能再烂了。他足足睡了一天一夜，才清醒过来。不过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感谢我们救他，好像什么也发生似的转头接着睡了过去。
就这样他在我家住了下来。那时候要挣工分换粮食，每天父母都要去干活。家里就剩我和那个老头俩人。开始的时候父母还有点不放心，过一会儿父亲就偷偷回来看看，后来发现没什么事也不管了。老头从来不说话，和我一起的时候也是静静地各坐各的。但也不客气。每天开饭的时候他主动过来跟着吃，听父母说他每餐吃得极少，也只有这样粮食才勉强够吃。
我父母都是好面子的人，既然他救了就不好意思再撵他走。粮食够吃也就算了，时间长了村里人都知道我家有这么一个吃白食的人。村支书几次找我父亲让他和老头了解清楚情况。我父亲也总是开不了这个口。
这段时间我渐渐大了，也不在哭闹。但身体还是虚弱得很，甚至不能下地和村里的小孩子们玩。因为我多走几步都要摔倒。忽然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老头望着我对我父母说道：“这孩子被鬼上身了。”
这是他来我家多半年第一次说话，我父母都惊奇不已，一直以为他是个哑巴。我母亲小心地问他：“你刚才说什么？”
52书库推荐浏览： 朱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