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不是认为我不会回来了？是不是这一点让她肯放开她那可怜的头，抬起她充满痛苦的眼睛注视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就在那一刻死亡——后来他们说可能是，因为她的头骨破裂得太严重了，做任何动作都有危险——但我知道我再也不会与另一个人之间有如此强烈的亲密感。我感受到了她所感受到的一切——悲伤、苦痛、绝望、受苦——尤其凄楚的是，她完全茫然不解为什么有人要杀她。我不可以被爱吗？她似乎在这么问。我不仁慈吗？因为我不一样，所以我不太值得活下去吗？
过了许久，警方质问我前后不连贯的零乱语句。巴茨小姐实际上说这些话了吗？没有。她直接指控谁了吗？没有。她有没有说任何话？没有。你有没有看见任何人跑掉？没有。所以除了她那困惑不解的眼神，没有证据能支持你关于谋杀的断言？没有。
我不能责怪他们的怀疑态度。就像他们所指出的，我不太可能准确解读出安妮的眼神。人们很难面对猝死，因为这其中牵涉到很复杂的情绪。他们试着说服我那是在我发现她之后因震惊而引发的过度想像力，表示要提供创伤后压力问题的咨询来帮助我恢复，我拒绝了。我只对伸张正义感兴趣。在我看来，只要将杀害安妮的那个或那些凶手逮捕定罪，我任何残存的震惊都会立刻消失。
但是凶手一直没落网。
根据验尸结果以及警方两周的调查所采集到的证词，验尸官判断是意外死亡。他勾勒出的受害者是一个连清醒时都不太能掌握现实的女人，何况在事发当夜她还喝了大量的酒。她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很高，而且一些经过的司机和好几个邻居都看到她在路上摇摇晃晃。其中一人说他试着劝她回家去，但遭她恶言相向，只好放弃。她的伤势——特别是头骨破裂和左手臂骨折——与遭重型车辆擦撞的情况相符：可能是一辆卡车，驶过时把她撞到两辆停着的汽车之间，再撞上路灯柱。由于当天晚上雨很大，灯柱上找不到任何血迹、毛发或人体组织，这并不令人意外。
没有司机出来承认，这一点也没有引起非议。那时候很暗，大雨倾盆，停放的车辆阻碍了视线，而且街道照明不足。验尸官语带批评地提到，地区委员会的官员让贫穷地区照明不足的街道变成交通繁忙的危险道路。他支持警方的看法，即巴茨小姐蹒跚地走下人行道时，正好碰到驶过的卡车，司机可能根本不知道撞了人。意外发生的时间无法确定，不过巴茨小姐的伤势很严重，不太可能存活超过１５到３０分钟。
验尸官说，这是一个悲惨的案件，突显出现代社会对弱者的照护应该带有强制性。有很明显的证据——她死后翌日警方进入她家时，那房子的脏乱程度；她的酗酒习惯——都显示她无法妥善照顾自己。他认为如果社工和卫生访员能强迫巴茨小姐接受帮助，那么她今日就会还活着。发现尸体的证人指称巴茨小姐的邻居以种族歧视的态度联合起来排挤她，但这一点没有证据，因而验尸官相信这位邻居的行动只是出自对她福祉的关切。尽管同一名证人情绪化地坚持有人故意将巴茨小姐推向驶来的车辆，但验尸官的结论很明确：这是意外死亡。结案……
这件事过后不久我就病了，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我告诉来看我的代理医生说我得了流感，但他诊断的结果是抑郁，开了镇静剂给我，我拒绝服用。我开始害怕电话，路上传来的任何声响都会让我从椅子上跳起来。我丈夫萨姆一开始很体谅，但很快就意兴阑珊，因为我开始睡在客房里，并嚷嚷地说楼下的厕所里有老鼠。不久之后，我患了轻微的广场恐惧症，要去上班是愈来愈困难。我是当地一所综合中学的老师，当我说置身在挤满学生的走廊上让我感到窒息时，我那些工作负荷过重的同事比萨姆还缺乏同情心。几个星期后，我干脆辞职了。
这整件事——从安妮的死到我丢掉工作——让我和萨姆之间有了嫌隙，头几周他先是小心翼翼地对我，然后开始和我母亲电话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他很谨慎地关上门，但在我偶尔还耐烦去听的时候，仍然可以透过薄得跟纸一样的墙壁听见他大部分的对话。最常重复的话是“简直无法相处……”“精神崩溃……”“关于老鼠的妄想……”“愚蠢的发神经，为了一个他妈的黑女人……”“离婚……”
２月，我父母从他们居住的汉普郡开车来。萨姆三周前就搬出去了，到朋友家去睡沙发，我们的婚姻等于已宣告结束。我父亲很明智地拒绝介入，但我母亲抗拒不了替萨姆说话。她那一代的女人相信婚姻是女人幸福的关键，她很清楚地告诉我如果我决心不要萨姆，休想向她和我父亲求援。她挑明，朋友都不再理我，因为我的举动很古怪……我正很快地走向厌食之路……我没有工作……更糟的是，我坚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完全没有寻找新工作的指望。我打算要做什么？我打算要去哪里？
她对萨姆的话照单全收，这点我只表达了轻微的不悦，并建议她这辈子至少可以质疑一回男人的诚实度。这就像是对着斗牛挥舞红布一样。我们不可能谈性——或者说性的缺乏，萨姆真正对我不满的是这一点——因为这在我们之间是个禁忌话题，于是她转而教训我自暴自弃、没有为我勤奋工作的丈夫做顿像样的饭菜、没有认真打扫家里，当然不可避免地还提到我荒谬地执迷于一个黑人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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