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舒服。”
儿子们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担心“不舒服”可能跟萨姆的心脏病有关，而非只是因为前一晚喝太多了。他们紧张兮兮地围着他，焦虑地盯着他脸看，拍拍他肩膀表示鼓励，仿佛这样就能防止心脏病再度发作。萨姆突然淘气地瞄着我，似乎找到了逃离噩梦周末的方法，于是我用拉内莱家的招牌怒视瞪了他一眼。
“想都别想。”我警告道，揉着我宿醉的头。“你知道我母亲是什么样子。如果她要来，什么事都阻止不了她。还有别想得那么美，以为你可以躲到床上去。在儿子们回来之前，你要负责对她施展魅力。”
“哦，天哪！”他戏剧化地呻吟出声，把脸埋进手掌中。“她会宰了我。我跟她说过至少十次，说我们住到多尔切斯特完全是巧合。”
路克和汤姆好奇地看着他，纳闷他们父亲的态度怎么突然大变，就算不是雀跃欢呼，他通常都还蛮乐于见到他岳母的。
“怎么了？”路克问。
“没事。”我说。“你爸是庸人自扰。”
“我们可以请病假，”汤姆愿意伸出援手，“我还蛮喜欢外婆的。”
“那只是因为你从来没见过她喷火，”萨姆咕哝着说，“她比你们妈妈生气的时候更吓人——”又朝我恶作剧地看了一眼——“八成是因为她身上有很多你们外婆的成分。”
我递给汤姆一个黑色塑胶袋，要他清理一团混乱的阳台。“别听你爸胡说。外婆爱死他了。他只要露齿一笑，你外婆就服服帖帖了。”
当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没有任何事是简单的。我父亲实行了他自己的忠告一两害相权取其轻一在装着他过夜用品的袋子里塞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因种族歧视引起的杀人案；当我母亲擅自决定把他们两人的衣服重新装进一个大行李箱时，发现并读了那篇文章。我爸发誓那是意外，但我不相信他，就像他也不会相信萨姆是“意外”读到我那些档案的。后来我跟他说，幸好我没有忽视他信上的警告，否则２０年前那场岳母／女婿的联合阵线又会再度上演，但我爸只是笑着说，萨姆不是那种会重蹈覆辙的男人。
１９９３年在伦敦，有一名叫做史蒂芬·劳伦斯的中产阶级年轻黑人男性遭到杀害，那篇文章就是在官方调查之后写的。该项调查——直到１９９９年才进行——谴责警方具有“制度化的种族歧视”，以蹩脚而松懈的态度调查史蒂芬之死，杀害他的是一帮年轻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涉案的每个人警方都已掌握到，却没人被定罪，这是因为执法单位在调查黑人死亡案件时向来都很随便。我母亲原本还可能以为这只是一份普通剪报，但我父亲特地标出了其中一段，并为我加注了这些话：M，这里有些话说得不错。建议你联系这记者，讨论警方的漠然和对犯人的暴力行为。注意：１９６８年的“血河”演讲——安妮·巴茨谋杀案，１９７８年。
那段文字写的是：
显然，形容某件事“制度化”，即意味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常规，而这表示史蒂芬·劳伦斯的谋杀案绝非特例，还有其他调查行动也被以白人为主、长久以来对黑人受害者漠不关心的警方搞砸了。自从３１年前，国会议员埃诺奇·鲍威尔在他那恶名昭彰的“血河”演讲中预言了种族战争以来，警方和政府在处理非裔加勒比海以及亚裔人士遭到种族歧视攻击的问题上，一直坐视不管。事实上，有许多人指出，因拘禁或拒捕而死的黑人数目之多，足以显示他们所遭受的最恶劣待遇，有些正是出自应负责保护他们的人之手。
我母亲马上嗅出阴谋的味道，为了证实，从德文郡来此的路上她不停地指责我父亲。抵达我们家时，她已经怒火中烧，我父亲不置可否的顽强态度更是火上加油。我想他是希望等他们抵达农合时，我母亲会保持风度，但他忘了她多爱与人为敌，尤其是跟她女儿有关的事情。她想当然地认为——倒也不是全无根据一萨姆跟她一样一无所知，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的，她义愤填膺的怒气就全发泄在我身上。
她在厨房截下我。“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欺骗，”她说，“你这一辈子都果说一套。做一套。要不是你的谎言还牵扯到其他人。我也不会这么介意。我记得那次你跟你那个讨厌的小朋友……黑兹尔·莱特……发誓说你是在她家过的夜，事实上你们两个却是醉得不省人事，躺在某个男生房间的地板上。”她双手握拳。“你答应过我们的，”她攻击道，“要重新开始。不再相互指责；不再用你那些要命的幻想把全家人都拖下水。结果你做了什么？马上就出尔反尔，然后操纵你父亲来帮你。”
我在托盘上放了几个玻璃杯。“爸还喝粉红杜松子酒吗？”我问她，在储藏柜里找安哥斯图拉苦液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没有。”我走近打开的落地窗，这片落地窗可以从铺着方形地砖的厨房直接通往铺着波特兰石的阳台，拉高声音喊着。“萨姆！问一下爸要不要喝粉红杜松子酒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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