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那么大，怎么会没有听见呢？你不觉得奇怪吗？”刘宏超若有所思地问。
“他们都说没有听见。不过早上睡意正浓，这些人晚上又都耍得太晚，睡得太迟，加上开枪处是在楼梯间这样一个与住房相对隔绝的狭小空间，枪声有可能不容易被听见。”
“弹头和弹壳都是在被害人附近发现的吗？”
“是的，发现弹头和弹壳的位置在现场勘查图上是清楚标明了的，你去阅卷就可以看见。那个弹头是五一式被甲弹，已经打变形了。”
“打变形了？变形程度大不大？破损了没有？”刘宏超关切地问。
“变形程度不太大，就是弹体凹了一块，没有破损，是完好的。”
“哦。”
“现场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勘查现场时，多吉也一直在现场，他也比较清楚，你去会见他时也可以问问他。”
文小华这时略带几分羞涩地问：“那个弹头和弹壳都鉴定了吗？是多吉的枪发射的吗？”
“鉴定过了，是多吉的枪发射的，这些在案卷里都有。”王龙肯定地回答。
“情况就是这样，这个案子很简单，一目了然，显然是多吉那天凌晨把那个不知何故闯进招待所的人一枪打伤的，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多吉自己也承认。”王龙显得有些无可奈何地继续说：“我们虽然都很同情多吉，我同多吉也是好朋友，也可以说是生死朋友，但我首先是一名警察，再是朋友，在处理案子时，我也必须按程序走。再说现场也确实如此，那些东西是不可能做假的，更何况出现场的不是我一个人，我们队长，派出所长都来了的，他们也都同多吉熟悉，但在工作上是要求实事求是的。”
“谢谢你，情况比较清楚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多吉的枪是怎么扣响的，是他自己有意识扣响的还是无意识扣响的，也就是说是不是个意外？在这个问题上多吉是怎么交代的？”刘宏超又问。
“多吉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说法，第一次供述是‘我就向那个人跑的方向开了一枪’，后来的供述又有‘枪就不知怎么响了’。”王龙答道。
“这个问题阅卷和会见后就知道了。”刘宏超若有所思地说。
“希望刘老师、文老师一定多多费心，尽力帮助多吉。我先谢谢了。”王龙声音有些哽咽的说。
“请你放心，我是一定会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的。”刘宏超握着王龙的手说。
就在王龙准备告辞时刘宏超忽然又想起了一个问题，他拉着王龙重新坐下问：“多吉当过兵，在治安上又干了那么多年，他应该知道在使用枪械时，如果不是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受到了直接威胁，应该先鸣枪警告。你说对吗？”
“正确，多吉肯定是知道这个规定的。但那个楼梯间四面都是水泥墙，并且很狭窄，多吉当过兵，知道如果在那个环境下开枪，很可能没有把别人打倒，跳弹倒很有可能先把自己打倒了。所以说多吉一般是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开枪的，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刘老师，你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提醒了我。”王龙眼睛里闪着光答道。
“今天就这样吧，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会再找你的，好吗？”刘宏超再一次握住王龙的手说。
“没有问题，再见。”
同王龙警官的会面使刘宏超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想，如果一切都真如王龙介绍的那样，证据、口供都对多吉如此不利，再加上受害人一方又在不断施加巨大的压力。社会舆论也是一把杀人的刀啊！在这种情况下，凭自己的努力很有可能是难有大的作为了。现在只有祈求法院、法官能顶住压力，力求公正审判了。想到这里，他对文小华说：“你听了王龙的案情介绍有什么看法？不妨说出来听听。”
“所以证据都对多吉不利，现在就看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多吉不是故意开枪的，恐怕多吉是在劫难逃了。”文小华答到。
“是啊。但是否是故意开枪，也既是说犯罪的主观方面，就这个案子来说，要找到证据是很难的，行为人当时是怎么想的，谁也难以准确知道，只能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和行为本身的外在表现去判断，去尽量还原事实本身。但理论上只能是尽量接近事实，而不可能完全还原事实。这个案子最难处还在于案子本身以外的因素，在于这些因素对案件审判的影响、干涉。你说对吗。”
“对。”文小华答道。
刘宏超接着又说：“这个王龙警官很不错，既富有同情心、人情味，同时也不丧失原则，在原则和人情面前，他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的，就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好警察。这使我想起了美国作家劳伦斯
amp;#8226;山德斯的一句话‘一个警察是不应该有同情心的。对一个警察来说，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警察就应该这样。解释、辩护是医生、精神大夫、社会学家、法官和律师们的事。这些人的责任就是要看出黑白中间的灰色，去同情、去怜悯。’劳伦斯amp;#8226;山德斯又说‘警察就得按原则办事。因为……因为必须得有顽石般的标准、铁一般的纪律。一个警察就得按这样的原则行事，而不能允许自己去向人们表示同情或者流眼泪。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有那些向人们表示同情的人——他们往往是改变了标准，磨平了棱角，软化了法律。但是，如果一旦没有了标准，警察放弃了自己的天职，那么，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什么都可以改变、通融、软化，万事都那么悦耳动听，合情合理。结果，社会就变成一团糊糊，没有顽石，没有钢铁。而这样的社会，谁还能在这里生活呢？到处都是无政府主义状态，混乱的世界。’” 52书库推荐浏览： 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