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直没有电话进来，我打电话他又没有开机，打他的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都说他在忙，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推理案子，直到晚上十点，他还没有过来，也不知道是俄的，还是被自己推理吓的，我浑身被虚汗湿透，头上滚下豆大的汗珠……
我失眠了，还做了噩梦。但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从床上爬了起来。我需要到省图书馆去看书，去查资料，去翻阅当地的报纸，我得到街上去走走，总之，我不能这样干等。下到酒店大堂的时候，我准备给夏海鹏留个言，结果大堂经理给了我一张纸条，竟然是夏海鹏给我的留言。留言说：“杨子，那件案子已经结束了，我也接到紧急任务，非常忙。酒店已经安排好，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恐怕不能到机场送你，请老同学原谅！再见，老同学夏海鹏。”
我的震惊可想而知。跳到我脑袋的第一个想法是他出事了，随即我不情愿地推翻了这个想法，然而，接着而来的想法让我更加不安……
我决定继续留在广南省，直到见到夏海鹏。我要把把这个案子搞个水落石出。不过，没有了“公安”身份，自然无法东奔西跑，好在这里有图书馆，我可以在那里找到智慧和灵感，这里还有网吧，我可以在那里找到有用的资料。
四十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共产党领袖毛主席提出的道理，难道他的追随者都忘记了吗？如果仅仅是记住了他的另外一个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显然是不够的。
回到中国，任何人都不会对经济的进步和发生在其他层面的进步视而不见。然而，让我更加不能视而不见的是弥漫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绝对全力、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
在中国大陆的调查，让我震惊。这个党和政权里的腐败分子何其之多，他们利用高高在上的共产党政权，几乎把手中的所有全力都变成了交易的筹码。主管贸易的官员在协助自己的妻儿做国家的生意，建设部门的共产党官员几乎从每一个砖头上赚起利润，政法战线的干部在拿法律做文章……就连主管计划生育的街道办公室主任也在收取回扣——在共产党绝对权力笼罩下的中国，呈现出一副地狱末日的景象……
社会不公被少数官商勾结造成的富有掩盖了，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一个骄傲地发明了纸张的文明古国，至今竟然有三千多万失学的儿童，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买不起纸张——无钱购买课本而失学！我们的军人已经可以自豪地在太空翻跟头，可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却要背着同胞的尸体千里跋涉回故乡……？！
被社会不公和绝对权力欺压的是十几亿农民、工人、士兵和城市平民，他们被剥削，甚至被剥夺了基本的知情权，他们中至今有人还活在“翻身奴儿把歌唱”的虚幻的宣传教育之中。
然而更让我震惊的却是我回到国内后见到的亲戚朋友和同学同事——他们绝大多数成了社会精英，成了共产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面对我的质疑，他们先是不解，后来是生气——先是不理解我怎么了，后来是对我生气……
本来是为了寻找真我的，却没有想到搞得自己更加迷惑。我不明白，到底是世界改变了，还是我潜移默化了？！
四十四
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我的头脑越来越清醒，我心中的不安也越来越深
六天中，每天晚上都有漂亮的女孩子来敲我的门，她们说有人买了单，是来帮我放松的。我确实很紧张，但一点心情也没有，我都把她们打发走了。
六天中，每天早上起来，我都比前一天更加忧伤和紧张，更加想放弃。然而，我还是留了下来。
我要见到夏海鹏才能走，我不能半途而废。我两次到公安厅，都被他们拦在了大门外，我给他打电话，连手机号码都换了。我想，作为一个公安厅的高级刑警，如果他有意回避我，我是没有任何办法找到他的。
最后，我不得不使用了绝招。
我拿起路边的一个公用电话，拨通了110，没有等报警台的警察小姐问完话，我就开口了：“听着，我知道电话是录音的，我叫杨子，我有建设厅厅长自杀案的线索，也有组织部档案库密室失踪案的新发现——但我只能和公安厅刑警大队的夏海鹏同志讲，请你们通知他，必须马上找我，他有我的地址……否则，我会在互联网上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
放下电话，我感到一阵轻松，在外面吃了一碗牛腩面，又散了一会步，然后慢慢走回酒店。进入酒店后，我在大堂整理了一下头发，然后上电梯，走向自己的房间。
我没有拿出房间的锁匙，直接扭门的把手，结果门轻轻打开了。
“让我等这么久？”夏海鹏站起身，随手放下一叠报纸，那是我这几天收集的《广南日报》新旧报纸。我看到放在床上的最上面一份是我昨天才买的。在那份报纸的第二版上面有一篇报道，题目是“广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夏海鹏亲自带队在火车站部署三打（打抢，打偷，打骗）”。
“你看我真是很忙的。”在我进来前，他已经调暗了房间的灯光，但我仍然可以看见他脸上有愧色，这让我受伤的心感到些许的安慰。
“我知道你很忙，当了厅长，能够不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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