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精彩的”石碑只剩下一个残缺的基础，上面一个字都没有。可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唐亚辉今天就最讲认真。他极认真地将倒在草丛中的断碑一块一块指给汪德才看，并且从每块断碑模糊不清的纹路中都“读”出了一两个字，每“读”出一个就大声报出来，引得旁边一个地质队的老兄——也是唐亚辉以前的同事——闻声跑过来看热闹。最后唐亚辉神奇地凑成了“水木清华龙脉悠远”八个字，地质队的老兄歪着脑袋看了半天，说我怎么一个字也没看出来？唐亚辉说这是篆体，你柴老兄当然不认识，不信你问问陈乡长是不是这八个字。陈乡长当然不会说不是，这样汪德才的喜悦便达到了高潮，站在那里东瞧西看，大有顾盼自雄的味道。
这时“柴老兄”突然“呃”了一声：我们的定位桩怎么不见了？2号定位桩本来是打在石碑基础这个位置的嘛，怎么被人拔走了？我们一看，石碑基础旁边果然有个小坑。唐亚辉皱起眉头说，我们这个项目还没开工就有人搞破坏，陈胖鸭你当乡长的应该严肃追查。陈长生苦笑一声：不用查了，一定是我那个二叔干的，我马上去找他要回来。说完撇下我们就跑了。
后来我们离开王家坪时，果见陈长生提着定位桩从他二叔的茅屋怒气冲冲地走出来，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他气成这个脸红筋胀的样子。
评审会计划开两天，但实质性讨论在第一天下午就结束了，因为会上只有一个人发难——就是华北院那个搞总图的小伙子。我介绍报告内容时他一直在打瞌睡，讨论时突然来了精神，操起京片子头一个发言：今儿嘉平院这个报告真是奇了怪了邪了门儿了！这项目咱也搞过可行性研究，情况我们最熟悉，我们最有发言权，投资压根儿不可能这么少，成本压根儿不可能这么低，经济效益压根儿不可能这么好！咱就拿这厂址来说吧，今儿这个厂址瞅着倒是挺不错的，可是这地儿离矿山忒近，高差忒大，坡度忒陡，这矿石怎么下得来？甭管皮带运输还是公路运输都得绕个大弯不是？可你们的电耗反而比我们低，你们这也忒玄乎了不是？要我说你们这电耗一准儿有猫腻……他说到这里，大家哗的一声笑起来。另一个华北院的人——就是上次那个设总——赶紧打断他，说你别说了别说了，刚才舒总介绍的技术方案你可能没听清楚，他们采用的是溜槽方案，利用矿石自重，电耗当然比皮带运输低得多。
他这么一说，大家笑得更加起劲，唯有汪德才满脸焦虑，一个劲催促小伙子接着说接着说，小伙子却死活不肯了。于是廖处长看着那个设总说，华北院的同志还有什么意见？那设总脸色一正，说我谈谈我的看法吧。刚拿到嘉平院的报告时，我对投资和技术经济指标也有怀疑，因为比我们以前做的指标好得太多。但是现在我一点都不怀疑了。关键是厂址变了！现在这个厂址太理想了，应该说是在这个地区所能找到的唯一理想厂址。顺便说一下，我们当初没有选这个地方，唯一的原因是它不在地形图测量范围以内，并不是因为矿石运输问题。对于这个厂址，皮带运输方案当然是不可行的，但是嘉平院采用了溜槽方案，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大幅度缩短了运距，简化了流程，从而降低了投资和成本，提高了项目的经济效益。说来说去还是廖处长那句话——对于这个项目，厂址是决定性因素。
他说完以后，东南院的两位代表相继发言，基本意见与他一致，内容却丰富得多。特别是谢天浩，午饭时得知我并没有背叛无神论，转怒为喜，就对报告作了相当全面的歌颂，说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东南院搞经济专业的那位则特别指出，投资、成本、经济效益指标的估算都偏保守偏安全，因而是可信的。县经委那位熟悉价格情况的科长又把帽子往茶几上一甩，说他对这个说法完全赞成。后面其他人的发言都大同小异，唯有银行方面始终没有吭气。省建行那位厉害非凡的女处长没有出席这次评审会，只派了那个白胖青年来作代表，而他全过程中一直在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情——看着天花板笑眯眯地啃手指甲。
晚饭桌上我和左爽之正好坐在白胖青年的两边。左爽之从上午就开始和他套近乎，此时似已取得相当进展，一口一个小田叫得甚是亲热。我问小田你们信贷处的房处长怎么没有来？小田反问我说的是哪个房处长？我说就是3月份和你一起来的那个女处长。他说那个已经退休了，最近从外省又新调来了一个女处长。左爽之听到这里马上敬他一杯酒：小田来来来，咱们为你们处长的健康共同干一杯！什么时候请你们处长出来咱们一起吃顿便饭好不好？小田还没答话，唐亚辉提着酒瓶过来了。第一杯敬的是小田，然后是我和左爽之。满桌子依次敬了一圈以后，唐亚辉拉个凳子挨着我坐下来，和我咬耳朵说今天你们不战而胜，老板非常满意。我说你们那个老秦好像不大满意，始终板着脸一言不发，他是你们公司的副总吧？唐亚辉把嘴一撇：屁个副总！他是汪德才的保镖，救过汪德才的命，他的眼睛就是那次打瞎的。
晚饭后左爽之就陪着小田出去潇洒了。第二天他告诉我这事勾兑难度不小，据小田说，新来的这位处长架子大得很，轻易不肯和人见面，因为她是省人大一位副主任的儿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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