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胸前口袋掏出一张发黄的照片：“是不是这个人？”
唐伯伯把照片拿到尽可能远的地方，眯起眼睛费劲地看了半天，看得我的一颗心越跳越厉害，几乎要从胸中跳出来。最后他终于点了下头：“就是这个先生，就是这个戴眼镜的先生。这个先生的衣服就是我做的……”
唐二娃哈哈大笑：“我的爸吔，你老人家看清楚没有喔？人家穿的是西装，你根本没得那个技术！”
“哪个说老子没得技术？老子给他做过一件棉背心，穿在西装里头的……”
父子二人就缝纫技术问题激昂地辩论起来。我抚摸着起伏跳荡的胸口，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一个多年的难解之谜就这样突然解开了，解开之后才发现谜底原来就在身边……
但愿今天在嘉华大学也能碰到同样的好运气！
正文 第二部（21）
寒假里的嘉华大学冷冷清清。我一连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徐先达。我想这可能是他们太年轻的缘故，便去问一个戴红袖章的老头。老头说声“跟我来”，就带我走进一座办公楼，来到一扇贴着白纸的房门跟前。老头敲门的时候，我看清了那白纸上写的是“嘉华大学保卫处寒假值班室”，正在纳闷老头把我带到这里来干什么，老头已经将门推开了。
进门以后的情景，后来我回忆过许多次，所以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下面写的对话内容是完全准确的。
烟雾腾腾的办公室里，两张办公桌头碰头并在一起，左边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手里夹着一根烟卷，屋里的烟雾显然就是他制造的。他对面是个烫发的少妇，正在一面打毛衣一面磕瓜子。
小伙子一见我们进来，立即皱起眉头向老头发问：“他怎么回事？”
我抢在老头前面说：“同志，我是来找人的。请问你知不知道历史系的徐先达？”
“徐先达？”小伙子将披在肩上的军大衣往上拉了一下，询问地看了看对面的少妇，“张姐，你知不知道这个人？”
少妇嘴巴一张，却只吐出了一个瓜子壳。于是小伙子朝我很不耐烦地摆手：“没有，没有，我们嘉华大学根本没有这个人！”
这时张姐突然说话了：“徐先达早就死了……”
“是的是的，”我说，“我知道他死了，我要找的是他的侄子……”
“那你应该直接说嘛，为啥子要绕那么大个弯弯？”张姐笑起来原来挺和气的。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徐先达的侄子叫徐伯明，是制革教研室的主任，就住在我家楼下……”然后她将徐伯明的住址以及走法很详细地告诉了我。
两个小时以后，我从徐伯明家出来，心绪矛盾而复杂，灰暗之中又夹杂着一种隐隐的兴奋。我拿不准这种兴奋有没有道理，因为它的依据不是事实，而是一个早已作古之人的“心理作用”，而徐伯明今天谈到的事实，却是十分令人沮丧的。
见到徐伯明的第一眼，我心中就涌起一股强烈的失望——这个人并不是我见过的那个“老徐”。但在他开口问起方丽华母女的情况时，我察觉到他的江苏口音很明显，又生出一丝幻想：也许方丽华要找的那个“江浙口音”就是他，只是把他的相貌记错了？不过这个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方丽华母亲在什么单位工作，自然也不可能在北京对方丽华说那番话。
更大的失望发生在谈话进入实质性阶段以后。这时徐伯明将爱人和孩子支出去买年货，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门和窗户都关起来，压低声音谈起了他对方步岳的“个人印象”。我认为他根本没有必要搞得这样诡秘，因为他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方步岳的学问人品，他与他叔叔向来都是很敬佩的，万万没有想到方步岳竟然是个特嫌分子。最后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觉得方步岳真的是那种人吗？他说当然是啊，不然他怎么会跟特务头子一起坐飞机跑到台湾去呢！
这倒是个前所未闻的“新情况”，所以我追问了一句：“他是跟特务一起离开学校的？”
“千真万确，我叔叔亲眼看见的。那天是1949年12月4日，我叔叔和一些同事在校门口聊天，亲眼看见方步岳和那个特务头子坐着一辆小汽车，开出校门走了。当时大家也不知道他们是到哪儿去，过了几天，嘉平解放了，才听说他们那天乘车去了飞机场，从那里直飞台湾了。”
完了！我绝望地想，一边呆呆地望着他硕大的鼻子。他的鼻子与他叔叔一样呈鹰钩形，两旁光溜溜的，并没有什么瘤子。但是，他有没有瘤子，他是不是“老徐”……这些事情现在还有意义吗？既然谜底已经水落石出板上钉钉，再费心思去考虑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毫无必要了……
我的心冷到冰点，几乎连跳动都停止了。然而徐伯明下意识地摸摸鼻子，又说出一番话来：“这件事情许多人都看见了，可以说是有目共睹，铁证如山，可是我叔叔却死也不肯相信方步岳是特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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