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整整齐齐。
“我走了，”她平静地说，“你是就呆在家里呢，还是要到什么地方去走走？”
“我哪儿都不去，”我瞧着托盘光闪闪的表面说。那样子像是想要从中读出一些火
烫出的字母，组成永恒而又不会过时的聪明睿智的语句似的，“我就在家呆着了。”
她的高跟鞋笃笃响着。她走到门口，只听门闩卡嗒一响，笃笃的脚步声在去往电梯
间的瓷砖地上响着，完了。她走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松一口气了，我可以干点儿喜欢
干的事儿了。
可是，她这次让步也让得太容易了！就是一早说了那么几句话，再就什么都没说。
我，老实说，原指望她会犯歇斯底里，会大叫大嚷，会哭哭啼啼，会祈求恳求，会威胁
恐吓——随便什么她都有可能，只是没想到她会这么轻易、一声不吭地让步。不，不管
怎么说，我妻子是聪明人。她对我很了解，了解得像一只剥了壳的蛋。确切地说，她对
我不是了解，而是感觉。对我脑子里此刻在想什么，她当然无从得知，因为她根本想不
到我会知道她已经雇了杀手，可这个坏女人她知道，她能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什么地方
该用力；什么地方固执己见毫无意义。就算她和那位乡村堂·璜的关系处得不是很顺利
的话，她的天性也够敏锐的了。天呐，我曾经是多么爱她！
维卡刚一离开，我就手脚麻利地收拾完屋子，捧着一本书坐在了沙发上。我都没有
察觉自己是在什么时候打起盹来的。等我醒来，一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脑袋沉
甸甸的，有点儿疼，我忽然想起，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妈妈常对我说：不能在天黑时
睡觉，这对身体不好，看来妈妈说得对。我竭力抖掉睡意，踅进厨房，想煮一杯咖啡。
在经过电视机时，我懒洋洋地捅了一下按钮，想让响亮的、电视里的声音帮助我尽快从
昏睡中醒来。
“……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戈托夫齐茨被暗杀了，”电视机里传出信息节目播音
员的声音，“首都警察局再次许诺要在最短期限内破案。这是我台特约记者从莫斯科内
务部发来的消息。”
我一手拿着装咖啡豆的塑料袋儿，一手拿着磨豆机，往房里瞅。荧屏上一位高级警
官的将军肩章在闪闪发光。
“罪行刚一败露，我们就已组成了破案小组，我部及管区部门的警官，都参加了这
个小组。”将军说道，“我们有几种猜测，都在同时调查中。戈托夫齐茨议员曾经搞过
多年记者工作，而我们的猜测之一，恰恰在于，她的被杀有可能与她的新闻工作有关。”
“你们是否也在调查另一种可能，即戈托夫齐茨的被杀，与她的议员活动有关呢？”
记者提问道。
“当然啦。我们正在各个方向上展开工作。”
“凶杀案已经发生一星期了，你的同事们在此期间想必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了吧。能
否请你谈一谈，是否有一种已被彻底否定了的方案呢？您今天能否肯定地告诉我们，哪
种情况或许不是导致凶杀的原因呢？”
“能说出肯定话的，只有上帝先生，”高级警官不无挪揄地说，“而我充义量不过
是将军而已。只有把罪犯抓住，我们才能肯定地说。”
播音员又出现在荧屏上，我走回厨房。如果请一位警察上节目，问问有关议员被杀
案的情况，那会怎样呢？材料热乎乎的，如果今天就能找到这么个人，跟他在电话里谈
一谈，预先说好播出日期，在正式播出的前一两天，先做个预告，那会给自己赢来很大
一笔广告费的。啊呀，要是维佳·安德烈耶夫还活着那就好了，他对付这类问题真是三
下五除二，而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到哪儿、给谁打电话好。给那个女人吗？她叫什么来着，
哦，娜斯佳。好像我连她的电话号码都没有。得，总得想点什么办法。说到底，就是没
有这份材料也对付得过去，反正节目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而我也同样如此，该来的就让
它来好了。
咖啡已经快溢出锅口了，这时，电话铃响了。又是一个没想到，来电话的竟是那位
多罗甘。我还以为在那次令他感到羞耻的直播以后，他会像躲避瘟疫一般躲着我的。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我有一笔生意要跟您谈一谈，”他操着宏亮的男低音说
道，“我打算根据著名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的作品拍一个系列电影。您认得她
吗？”
“听说过。”我简短地答道。
“可您没读过？”
“没，没时间读。我不是这类书籍的爱好者。”
“书很好，我敢向您保证。这不，我打算把她的作品改编成系列电影，想建议您邀
请她上您的节目。”
“为什么？”我装作一个十足的傻瓜问道。
“什么叫为什么？我需要做广告。我是个正常人，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情愿把
托米林娜的被邀直播看成是一个广告。您明白我的话吗？”
我当然明白。这有什么不明白呢？昭然若揭呀，多罗甘付现金，而且，收钱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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