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后，一个叫“蝴蝶帮”的帮派迅速发展起来，帮内成员都是清一色的女子，有社会上的女青年，也有学校里的女学生，手段之狠辣，尤甚其他帮派。
于是“青龙帮”、“黑虎帮”和“蝴蝶帮”遂成三足鼎立之势。
我自小体质羸弱性情温和，见不得刀光剑影，所以不敢加入任何帮派，自然也就成了经常被人敲诈的对象。只是我虽然性子温和却又执拗倔强，面对他们的威胁往往拒不交钱，于是，被打得鼻青脸肿便成了家常便饭。
当时，我的父母还在外地养蜂，我是由年迈的奶奶带的。看到我总是被人打得很惨，奶奶心疼万分，就在初二结束的时候，凑了点钱找关系把我送到了治安相对较好的县城的学校。
我至今依然记得，当我挎着书包最后一次走出乡初中的校门的时候，正是夕阳西下的黄昏时分，前顶全秃的老校长正带着为数不多的几个教师在校门口与那三个帮派的人对峙，落日的余晖照着老人鬓边仅余的几丝花白头发，闪闪发亮。
老校长的死讯是在我在县城读了半年之后才传到我的耳边的。据说，是被加入帮派的学生无端辱骂心脏病突发而死。
老校长的为人向来为人所敬服，从教四十年，育人无数，两袖清风，一生清贫。
死讯传开，四乡震惊，群情激愤。
愤怒的乡亲们扛着锄头铁锹将这些不务正业的子侄辈小青年撵得四处奔逃。
正逢严打开始，公安介入，一举将各大小帮派一网打尽。
如何处理那些不良学生这个问题令公安部门头疼万分。因为当时几乎有一半的学生都在名义上加入了各种帮派，而且绝大部分都无大恶，总不能全部送往劳教所吧，警力有限，还有更重要的案件要办。最后，除了几个帮派的头头，其他的人都在进行必要的教育后放了。
到了县城之后，我发现不再有人敲诈勒索了，但却面临着另一种险恶：歧视。
城乡差别在我们那个地方十分明显，而我又是个最不注意着装的人，兼之腼腆内向，在这些城里学生的眼里自然是个十足的乡下土佬。
当我穿着那双姐姐穿过的女式凉鞋在班主任的带领下低着头走进这个班级的门口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了教室里的一双双嘲弄鄙夷的目光。
班主任环视了一下教室，对我说：“没有其他空位了，你坐到最后那桌吧，和李槐同学一桌。”说着，指了指教室最后面一个身材瘦高头发梳得光溜的男生。
我轻“哦”了声，便朝后面走去。
“我不愿和差生一起坐，这会影响我的成绩的。”那个瘦高男生忽然慢悠悠地说话了。
我的脚步顿住了，站在了教室的中间，太阳穴的血管“突、突”地跳着，气息急促，脸红如枣。对方的话在我的头脑中无数倍地放大。
教室里响起了嗡嗡的私语，夹杂着轻蔑的笑声。
班主任轻斥道：“李槐同学，你是班长，带领后进学生进步是你的职责。”
“那也得看帮助谁。我们不欢迎花钱买进来的外地学生。”那个叫李槐的学生不屑地道。引起了一阵杂乱的起哄声。
还没等班主任再次反驳，一个清亮的声音在我身边响了起来，“坐我这里吧，我这有空位”，教室里顿时静了下来，落针可闻，全班学生的目光都齐刷刷投向了声音的来源。
我微抬起头，眼前是一张清丽的脸庞，一双满是鼓励的美丽的大眼睛定定地看着我。
“那你就坐这里吧”，班主任也松了一口气。
后来我才知道，班里共有六十个学生，35个男生，25个女生，按学校的惯例，男女生是分开坐的。那样这个班级就有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单独一桌了。
我低头坐下了，满怀着感激，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敢说什么。
一只纤细嫩白的手伸到了我的面前：“欢迎你，我叫杨东蓓。”
……
很多年过去了，那一刻依旧清晰如昨。
下课后，那个叫李槐的瘦高男生就气势汹汹地过来质问杨东蓓为什么这么驳他的颜面。
她说你班长同志不愿意帮助人家，我是副班长有义务也有权利负起这个责任。
李槐气急败坏地道：“那当时我排位子的时候，只剩下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又非得独自一桌？还说男女同桌会影响学习。”
她说：“那是我自己的事。”
……
李槐气呼呼地走了。
我默默起身走到教室外面的走廊，看天井中人来人往，操场上人潮汹涌，平静地告诉自己：我要报复，告诉他们谁才是最强的。
此后的一年间我一直发疯着魔般地学习。
当时我住在姑妈家里。姑妈和姑父也是租住别人家的小房子，他们自己住楼上，楼梯下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厨房，外间堆着些杂物。姑妈便在外间的过道替我铺了张竹床。白天收起来靠在墙上以便过人，晚上铺上给我睡觉。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便早早地起来了，在路边买份大饼油条，边啃着边往学校骑。
放学后，到食堂打了饭，找个角落坐下，将家里带来的一个咸鸭蛋分为两半，作为午饭和晚饭两顿的菜。吃完了，急匆匆回到教室继续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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