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应该说的，但确实是这样，”萨姆说。“我不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不会这么做。这种时候好像最希望跟孩子在一起了。”我刚想张嘴表示同意，萨姆已经开口结束了谈话。“让我们看比赛吧。”
18
离新年还有两天，我为鲍勃增加了一次诊疗，那天他走进来时，手中提着一台立体声唱机。
马洛里·米勒失踪有五天了。
我为鲍勃做诊疗差不多有上百次了，他从来没提过立体声唱机或之类的东西进来。他没说话，只是狡黠一笑，这么一笑，他本来短小的下巴几乎就看不见了。他把立体声唱机放在我们中间的桌上，按下了播放键。一开始，我没听出他放的是什么——最近几年我都没怎么听男子乐团的歌——但我很快听出这是德尔·香农的名曲《逃跑》曾于1961年连续四周登上排行榜榜首。，磁带已经很旧了。
一个逃，逃，逃，逃，逃跑的孩子。
鲍勃对歌曲的品位实在不敢恭维，《逃跑》这一经典之作的翻唱早已泛滥，而且这个男子乐队还着实缺了点阳刚之气。我努力扮演好听众的角色，心里纳闷为什么这次诊疗需要音乐伴奏——而且就算需要音乐，就算非这首不可——为什么不选德尔·香农近乎完美的原唱，而非得听质量那么差的翻录。鲍勃好像一步步都计划好似的，突然又关闭了声道，唱起了卡拉OK。他的嗓音糟糕透了，听上去就像女高音中混杂着什么。原本我办公室里的气氛融洽，他这么一唱，一下子令人毛骨悚然。
歌词本应是：我想知道，我想，想，想，想，想知道。但鲍勃唱的是后面那句：为什么/为，为，为，为什么她要逃走/我想知道她会去哪儿/逃跑的孩子/我的逃，逃，逃，逃，逃跑的孩子/一个逃，逃，逃，逃，逃跑的孩子。
他伸出手按下停止键。
我在想该不该鼓掌。
看来不用。鲍勃又清唱了这么一句，自始至终一个调子地重复那段：“我想知道她会去哪儿/逃跑的孩子。”
我该为他起个调的。
我确信他唱完后，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鲍勃坐了下来，歇了一分钟后，他说，“我在写些跟这有关的东西。”
“是吗？”我问，试图掩饰自己对于办公室里发生的这一切的惊讶。难道鲍勃在写歌？
“真的。”
鲍勃常玩棋盘游戏，他最喜欢的是拼字游戏，他常说自己象棋下得很好，这点我并不怀疑。我还知道他曾开着卡马罗，专程赶到内华达劳克林的一家赌场参加强手棋由两至八人玩的投骰子棋盘游戏。比赛。在鲍勃眼中，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是每个人都遵守游戏规则，大家井然有序，即便产生争执，也可以通过参考什么什么指南来协商解决。
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为人处世都不按什么游戏规则，也没什么指南可供参考。现实中，鲍勃常常因为别人的行为举止而感到很沮丧。
按照鲍勃以游戏为中心的处世哲学——他显然也把这种处世哲学用于谈话中——现在轮到我说话了。他那声沉闷的“真的”就是他所说的全部，这也意味着又该是我讲话了。看着摆在我们中间桌上的立体声唱机，又想到他在写东西，我觉得现在再提人际交流的实际限定因素这一话题实在不合适，这个话题虽然关键，但已是老生常谈了。我小心翼翼地问：“你在写什么呢？”
“写一个故事。我想会是一本小说。还不知道。”
又轮到我说话了。“你写的是有关……什么的？”
我当然是知道的。我希望我弄错了，但我是知道的。
“我知道一些关于那个失踪小女孩的事。小说一开始写的就是这个，但后来很多都是我编的。”
“你知道些什么？”我问，尽量掩饰我的怀疑。
“我知道一些没有报道过的情况。我想我该把这篇小说命名为《逃跑的孩子》。”
又是那首歌。
“小女孩”指的是马洛里，没错？现在使鲍勃着迷的就是她，没错？一定就是她了。
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在心理诊疗上，“假设”好比白蚁，任何建立在假设上的判断都迟早会因为这些白蚁而坍塌。我现在至少得先消灭一只白蚁，我说，“你指的是马洛里·米勒？你知道她的事？”
“对啊。”他上身向前探去，双肘支在膝盖上，双手在前，十指交叉。
鲍勃的这一举动让我很吃惊。为什么？为了跟我靠近些？他可从来不会“靠近”的呀。人格分裂患者是不愿与他人靠近的，就像害怕蜘蛛的人躲避蜘蛛一样。起先我猜他这么做是为了打开桌上的立体声唱机，再唱一首歌。
但他没碰那玩意儿。这么做另有原因。
我猛然想起又轮到我说话了。“哇唔。”我不知该说什么。
看到我赶上了对话的进程，鲍勃赞同地点了点头。“写她在想些什么之类的东西。谁也不了解。”
他说完这些我就知道，他身子往前探是为了告诉我他的秘密。这应该是诊疗过程中一个可喜的进步。我开始觉得可能是鲍勃克服了重重困难，病情正在逐渐好转，但很快，我又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要是他能说些别的该有多好——性、小偷小摸、一个人的胡思乱想、噩梦。什么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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