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罗先生：在大不列颠博物馆，为了卡拉斯卡胸衣的广告展览正在研究希腊花瓶。 (证据：巴罗先生的考勤卡) 维伯特先生：事发时应该呆在威斯敏斯特大街，在为法利鞋袜广告绘制下院议会大楼阳台的草图( “走历史名街，穿法利时尚鞋袜”) 。在二点半至四点二十之问不在现场。
( 证据：维伯特先生的考勤卡和插图) 威尔弗雷德‘科特雷尔：在三点钟他说鼻子流血便在通信员的办公室躺了一会儿。因为他想一个人呆会儿，其他那些男孩子们就都出去了。直到五点钟通信员们回来换衣服时才发现他还在睡觉。可以认定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他一直在睡觉。( 证人：其他那些通信员) 威尔弗雷德．科特雷尔是一个又瘦又小、脸色苍白而且易兴奋的十四岁的小男孩，当他知道他错过了一场重大事件的时候他显得更幼稚，他只说了一声：“哎呀! ”
布莱登先生以为红毛乔的这些工作做得非常好，值得表扬，但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调查。他自己的调查进展也不大。在寻找达林斯特制铅笔的过程中，他已经面对面的领教了现实中办公室里的集体主义。创作部的人喜欢5B，甚至是6B的画图铅笔写草稿，而对达林斯的产品不是很感兴趣，除此之外，当然，加勒特先生，当时一直在为达林斯的广告展览设计一个宣传板，宣传不同种类的铅笔。在打字室里找到了两种样笔共四支，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损。还有一只在阿姆斯特朗先生的办公桌上。汉金先生一直也没有。英格拉比先生承认有一次生气时把他的那支扔出了窗外。米特亚迪小姐说她可能是有一支但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如果布莱登先生想要，他最好问问帕顿小姐。其他的部情况更糟，不是被带回家了，就是丢了或被扔掉。麦卡里斯特先生故弄玄虚却又与众不同地说他还有六支。威德波恩先生弄丢了他自己的，却又拿出了一支说是从高男先生那里拿的。布劳德先生说他从不用铅笔给自己添乱；铅笔是一种既愚蠢又华而不实的东西；他还说如果布莱登真想要一只自动铅笔的话，他应该用“长锋”牌的。他( 布劳德先生) 自从为铅笔拍过照后，他就再也没见过那些东西。他又说对于一流的摄影师来说，花费时间给锡皮铅笔和果冻包装拍照足以让任何神经敏感的人去自杀。这是一份令人心碎的工作。
关于他自己的地址问题，布莱登认为它确实得到了一条有用的信息。有一天威利斯先生询问过他的地址。经过仔细的调查，可以确定他询问地址的日期和帕克总监察长在楼梯上遇袭的日期正好是同一天或晚了一两天。贝特小姐( 话务员，同时负责掌管办公室的地址簿) 认为这个日期不能再早了。这个结果令人气馁和恼怒。布莱登先生希望通过他第一次尝试的失败，袭击者应已经有足够的警觉而断然放弃在将来再一次使用钝器和暴力行为。但是，不管怎样，每一次当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都小心谨慎，保持高度警惕。回家的时候，他绕路走，而且在忙于每日的工作时，他一直尽量避免走铁楼梯。
同时，关于纽莱斯事件的争吵丝毫未见减退的势头，而且引出了更多的枝节末梢，而这其中，最严重和令人担心的是斯梅勒先生和高男先生两人关系的严重破裂。
事情的开始说起来有些荒唐，是发生在电梯一楼的人口处，当时高男先生和米特亚迪小姐正站在那里，等哈里下来送他们上去开始一天劳累的工作。这时斯梅勒先生朝他们走来，春光满面，笑意盈盈，牙齿像是刚刚用牙齿闪光剂清洗过一样闪闪发光，在扣眼上别着一朵粉色的玫瑰花苞，一把雨伞卷得整整齐齐。
“早，米特亚迪小姐，早，早。”斯梅勒先生说，举起他的礼帽，画了一个时髦的弧度。“又是一个好天啊。”
米特亚迪小姐表示同意。“但愿，”她说，“所得税的事别把它搅了。”
“别提所得税的事，”斯梅勒先生面露微笑，耸了一下肩回答道，“我今天早上对我妻子说：‘亲爱的，我想，我们将不得不在我们后花园度过我们的假期了。’我相信它会是事实，我们去伊斯特本旅行的钱从哪来呢，我不知道。”
“整个事情都是不公正的，”高男先生说，“关于上一次的预算——”
“哎! 你还得付附加税呢，老兄。”斯梅勒先生说，用雨伞在高男先生的肋骨戳了一下。
“别乱戳。”高男先生说。
“高男不用担心，”斯梅勒先生打趣道，“他挣的钱多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我们都知道，难道不是吗，米特亚迪小姐? ”
“那，是他比大多数人幸运。”米特亚迪小姐说。
“他能把钱扔到办公室里，一次扔五十英镑，”斯梅勒先生继续纠缠不休，“要是我能知道他从哪儿弄的钱就好了。我敢说负责所得税的官员肯定也想知道。听我说，米特亚迪小姐，这个男人是个暴发户。他一定偷偷地开了一家毒品店或是野鸡股票交易所，是吧? 一定是，一定。”斯梅勒先生说着伸出食指调皮地戳向高男先生短大衣的第二个纽扣。就在这时电梯到了，米特亚迪小姐走了进去。高男先生粗鲁地把斯梅勒先生挤到一边，随后上了电梯。
“哎!'’斯梅勒先生说，“风度，风度，怎么没有风度，老兄，”他继续说道，“你怎么开不起玩笑。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真的——希望你没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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