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纽艾尔先生，”让说，“您是指瓜哈里布人吗？”“不，我亲爱的孩子，”专员微笑起来，“瓜哈里布人不坏。我知道，外界以前一直认为他们是凶残之辈。1879年，也就是凯尔默上校往奥里诺科河源去的那个时期，曾有数个村庄被毁，村民被屠杀，当时还都以为是瓜哈里布人于的呢！”
“说不定我父亲也遭到了瓜哈里布人的攻击，”让叫道，“他别是落到那帮人手中了吧？”
“不，不！”雅克·艾洛赫赶紧说，“毫无疑问，马纽艾尔先生从没听说过……”
“是的是的，艾洛赫先生，还有你，我亲爱的孩子，我再说一遍，您的父亲绝不可能受到这些印第安人的伤害，因为早在15年前他们的坏名声就已得到平反，洗刷干净了。”
“您和他们有过来往吗，马纽艾尔先生？”热尔曼·帕泰尔纳问。
“是的，有过好几次。夏方荣先生从上游回来的时候，曾对我描述过这些印第安人，说他们挺可怜的，身材矮小，体质孱弱，胆小怕事，动不动就逃跑，总之没什么可怕的。我自己后来的亲身经历证实了夏方荣先生的话，所以我不会对你们说‘提防瓜哈里布人’，而要提醒你们‘提防那些从世界各地跑到南美草原上来的冒险家’，注意防范那些无恶不作的匪徒，政府早就该调遣民兵对他们进行围剿，把他们通通赶走！”
“我能提个问题吗？”热尔曼·帕泰尔纳说，“旅客们所面临的危险，不同样也威胁着农场及其主人吗？”
“那当然了，帕泰尔纳先生。所以在达纳科，我、我的儿子和工人们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如果匪徒胆敢进犯农场，我们会及时发现他们，绝不会被搞个措手不及，迎接他们的将是一阵枪林弹雨，打得他们再也不敢试第二次。再说，他们也清楚达纳科的马里基塔雷人是无所畏惧的，因而也不敢轻举妄动。对于航行在河上的旅客，尤其是过了卡西基亚雷之后，更是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岸上太不保险了。”
“不错，”雅克·艾洛赫说，“我们已经听说有一群人数众多的基瓦人在这一带为害四方。”
“真是本地的不幸啊！”专员说。
“还说领头的是个逃出来的苦役犯。”
“是的，一个可怕的人！”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听人说起这个苦役犯了，”马夏尔说，“他好像是从卡宴苦役监狱逃跑的。”
“卡宴……是的，不错。”
“此人是法国吗？”雅克·艾洛赫问。
“不，是西班牙人，但是在法国被判刑的。”马纽艾尔肯定地说。
“他叫什么名字？”
“阿尔法尼兹。”
“阿尔法尼兹？是个化名吧？”热尔曼·帕泰尔纳说。
“听说是他的真名。”
此刻，雅克·文洛赫如果凑巧想到去瞧荷莱斯一眼的话，会看到他的脸明显地抽搐了一下。他开始小步地沿着河岸走动，装做收拾散落在沙地上的物件，慢慢朝这群人靠过来，好把他们的话听得更清楚些。
但雅克·艾洛赫并没去看荷莱斯，突然发出的一声大叫把他的注意力给吸引过去了。
叫声是马夏尔中士对专员喊出的：“阿尔法尼兹？您说他叫阿尔法尼兹？”
“是的，阿尔法泥兹。”
“对，您说的对！这不是个化名，这是那畜生的真名。”
“您认识这个阿尔法尼兹吗？”雅克，艾洛赫大吃一惊，连心问道。
“我认不认识他！说，让，讲一讲咱们是怎么认识他的！我不行，我的西班牙语太不利落了，马纽艾尔先生听不懂我讲的。”
于是，让就把从马夏尔那儿听来的故事讲了出来——从前在尚特奈的老房子里，他们两人谈论凯尔默上校的时候，马夏尔不止一次地对让讲过这个故事。
1871年，灾难性的普法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上校指挥着一个步兵团，他作为证人卷入了一件涉及盗窃和叛国的案件。
盗贼不是别人，正是西班牙人阿尔法尼兹。这个叛徒在为普鲁士人刺探情报的同时，还串通了法军行政部门中的一名士兵去行窃。可鄙又可悲的士兵以自杀逃脱了惩罚。
阿尔法尼兹罪行败露，但他却及时逃窜了，没能抓住他。两年之后的1873年，纯粹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逮住了他。大约半年之后，凯尔默上校失踪。
阿尔法尼兹被移送下卢瓦尔重罪法庭，凯尔默上校出庭作证，他的证词无可辩驳他说明了阿尔法尼兹有罪，使其被判终身苦役。由于这件事，阿尔法尼兹恨透了凯尔默上校——他对上校发出最恶毒的威胁，并扬言总有一天要采取报复行动。
西班牙人被遣送到卡宴苦役犯监狱。被监禁了19年后，1892年初，他和两名狱友逃了出来。他被判刑时年龄是23岁，所以越狱时应为42岁。由于他被视为危害极大的分子，法国当局派出大批警员四处搜寻他的踪迹，但毫无结果。阿尔法尼兹离开了圭亚那，穿过委内瑞拉无垠的草原，藏匿到人烟稀少的广阔内陆去了，怎么可能再找到他的行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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