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大家很容易想到，这两个意外打击会对下诺夫哥罗德产生什么影响，它受到的损害肯定比其它任何一个城市都更大、更集中。
因此，来到西伯利亚边境以外做生意的国民都不能离开本省，至少是目前。第一条法令的内容非常肯定，不允许有任何例外。任何个人利益在全体利益面前都应该作出让步。
至于第二条法令，即同样也无可辩驳的驱逐命令，它只针对那些来自亚洲的外地人，但他们只需把他们的货物再包上，顺着他们刚刚来时走过的老路回去就行了。而那些为数众多的街头艺人，他们到最近的边境也要走上近千俄里，对于他们来说，一场不幸近在眼前。
所以，首先是有人窃窃私语起来；反对这不寻常的措施，更有人绝望地嚎叫，但哥萨克人和警察的出现马上就使他们噤声了。
接着，这片广阔的平原可以说马上就开始搬家了。各个货摊前扯起的布篷都叠了起来；街头剧院零零星星地撤退了；歌舞停止下来，招徕顾客的吆喝声也听不见了；各种灯火都熄灭了；用来表演平衡技巧的绳子也放松了；患喘息症的老马从马厩回到车前，拖动那些流动居所。警察和士兵，手里拿着皮鞭或木棒，抽打着那些手脚太慢的人，甚至不等那些可怜的波西米亚人离开，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的帐篷推倒。显然，这些措施将使下诺夫哥罗德广场在天黑之前就变得空空如也，交易会上的喧嚣也将被荒无人烟的沉寂所代替。
对于驱逐令直接针对的这些流浪者，还有一点需要重复，——因为这些措施要求必须再进一步，——甚至连西伯利亚草原他们也不能去，他们必须去到里海以南，或者是波斯，或者是土耳其，或者是土耳其斯坦的平原。俄罗斯边境上有一些山脉如同乌拉尔河的延伸，不论是河上还是山上的哨所都不会允许他们通行的。所以他们必须跋涉一千俄里，才能踏上自由的土地。
在警察局长宣读法令的时候，米歇尔·斯托戈夫在脑海中把两件事本能地连在了一起，不禁大吃一惊。
“驱逐来自亚洲的外国人的这个法令，和昨天晚上那两个茨冈人种的波西米亚人的谈话，”他想，“两者是多么奇怪的巧合啊！‘正是他老人家要送我们去我们想去的地方！’那个老头说。但是他老人家’，就是皇帝啊！老百姓都是这样称呼他！这些波西米亚怎么预见到政府会采取对他们不利的措施呢？他们是怎么未卜先知的呢？那么他们要去什么地方呢？这就是一些可疑分子，不过，我觉得总督的法令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有利，而不是有害！”
但是这些念头，肯定是完全正确的，突然被另一个念头打断了，米歇尔·斯托戈夫脑子里恐怕没有一个念头比它更重要了。他忘记了茨冈人，忘记了他们可疑的谈话，忘记了法令的公布导致的巧合……利瓦尼亚少女突然出现在他的记忆中。
“可怜的姑娘，”他似乎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她不能越过边境了！”
因为这个少女来自里加，她是利瓦利亚人，因此是俄国人，所以她不能离开俄罗斯的国土！她的通行证是在这些新的措施出台以前颁发的，很显然已经无效了。西伯利亚所有的公路都刚刚无情地对她关闭了，不管她因为什么原因要去伊尔库茨克，从现在起，她都去不了了。
想到这些，米歇尔·斯托戈夫不由忧虑万分。他对自己说（起初只是很模糊地），在丝毫不影响他的重要使命的情况下，他也许可以助这个正直的姑娘一臂之力，这个打算很合他的心意。他很清楚，自己，一个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男人，在这个他还比较熟悉的国家，将亲临哪些危险，所以他也可以想到，对于一个少女来说，这些危险就不知要可怕多少倍了。既然她要去伊尔库茨克，那么她就必须和他走同一条路，就得像他一样，力图从侵略者的队伍中闯过去。另外，如果她手头只有在惯常情况下进行一次旅行所需的路费，而且多半是这样，那么在当前情况下，旅途由于那些事件而变得不仅更加危险，而且需要更大的花费，她怎么能完成这次旅行呢？
“对了！”他心想，“既然她要去彼尔姆那条路，那么我几乎不可能碰不上她。那么，我将能够照看她，而又不让她知道，而且，我看她好像和我一样急于赶到伊尔库茨克，所以她不会耽误我的时间的。”
但是一个想法没完，另一个想法又冒出来了。在此之前，他仅仅只是在做一件好事、帮别人一个忙这个假设上考虑。可是一个新的主意刚刚出现在他的脑海中，问题于是也就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呈现在他面前。
“其实，”他想，“我对她的需要比她对我的需要更大。她在我身边还是很有用的，可以打消别人对我的任何疑虑。如果人们看到一个男子独自穿越草原，一定更容易猜到他是沙皇的信使，相反，如果有这位少女陪着我，那我在别人眼里就更像我通行证上的尼古拉·科尔帕诺夫了。所以，必须让她陪着我！所以，我无论如何必须找到她！她不可能已经在昨天晚上弄到什么车辆离开下诺夫哥罗德了。去找她吧，但愿上帝能带我去找到她！”
由于执行政府的规定，下诺夫哥罗德大广场上的嘈杂声达到了顶点。被驱逐的外国人愤愤不平地咒骂，于是警察和哥萨克人就对他们大加喝斥，那喧嚣的程度简直难以形容。米歇尔·斯托戈夫离开了广场，他要找的少女不可能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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