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丛一大丛的松柏不时给阳光下人畜的群落和无边的帐篷罩上清新的阴影,再没有比这更美的景色了,要是被一个喜用强烈色彩的画家看见,肯定会一股脑儿地把调色板上所有的颜料都涂到画布上去。
当在科利凡被抓获的俘虏到达费奥法-可汗和汗国其它首领们的帐篷前时,场上鼓声大作,喇叭齐鸣,本来已经够响的了,火枪又齐射起来,声音尖厉,埃米尔炮兵部队四、六口径的大炮也发出沉闷的轰隆声。
费奥法的住处完全是军事化的,他的仆从、后宫和盟友们的家眷都留在了已被鞑靼人控制的托木斯克。
等拔了营,托木斯克就将成为埃米尔的住地,直到他搬往东西伯利亚首府为止。
费奥法的帐篷比周围的帐篷都高,上盖宽大闪亮的丝绸,用金穗卷缆饰支撑起来,其上插着厚厚的缨子,风一吹像扇子一样散开。帐篷处于一大块空地的中央,空地边缘长着高大挺拔的白杨和松树,帐篷前摆着一张油漆了的、镶嵌着宝石的桌子,上面放着一本打开着的《古兰经》,书页用薄薄的金箔做成,雕有细致的花纹,空中飘扬着鞑靼旗帜,上面是埃米尔的纹章图案,成纵横四等分的盾形。
布哈拉高级官员们的帐篷沿空地围成一个半圆。官员中有牲畜总管,可以骑马陪埃米尔一直走到王宫的庭院里去。有猎鹰训练总管,有“乌什-贝吉”即掌玺者,有“托布什-巴什”即炮兵司令,有“柯佳”即首相,他可以得到埃米尔的吻,并能在他面前不系腰带,有“什克胡-伊斯拉姆”,是学者们的首领,僧侣的代表,有“卡兹-阿斯凯夫”,当埃米尔不在时由他裁决军人的纠纷,还有星相学家的头领,每次可汗出征之前负责测看星相。
俘虏们被带到营中时,埃米尔就在自己的帐篷里。他没有走出来。这当然是件幸事,他只要做一个手势,说一句话,就肯定要血流成河,可是他却隐蔽起来了,这种隔离也是显示东方君主地位的一种方式。对于从不露面的人,人们总是既景仰又惧怕。
俘虏们将被关押起来,他们会饱受虐待,食不果腹,任凭风吹日晒,他们的性命完全掌握在费奥法手中。
所有这些人里面,最驯服、最耐心的无疑是米歇尔·斯托戈夫。他听凭别人驱赶,因为那正是他想去的地方,而且这么去安全得很,如果他是自由身的话,从科利凡去托木斯克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顺当,在到达托木斯克之前不能逃跑,否则等于自投罗网,因为敌军侦察兵正在草原上搜索呢。鞑靼部队占领的最东线在穿越托木斯克城的东经82°以内,所以,一旦过了这条线,米歇尔·斯托戈夫就摆脱了敌人的控制,可以毫无危险地渡过叶尼塞河,在费奥法-可汗侵入这个省份之前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只要到了托木斯克,”为了控制偶尔按捺不住的不耐烦,他对自己说,“我几分钟之内就可以逃过岗哨,领先费奥法,领先奥加莱夫十二个小时,足够让我在他们之前赶到伊尔库茨克了!”
其实,米歇尔·斯托戈夫最怕、也最该怕的是伊万·奥加莱夫在营地出现。除了可能被认出之外,他本能地感到他最该甩在后面的是这个叛徒。他也明白,一旦伊万·奥加莱夫的部队与费奥法的大军汇合,侵略军的力量就将更加齐备,并大举进攻东西伯利亚首府。他的担心都来自这方面,他时刻竖着耳朵,倾听是否有号角吹响报告埃米尔副官的到来。
此外,米歇尔·斯托戈夫还想到他的母亲,想到娜佳,她们一个被困在鄂木斯克,一个在额尔齐斯河上被掳走,或许和米歇尔·斯托戈夫一样已成了阶下囚!而他却什么忙也帮不上!他还能再见到她们吗?这个问题使他的心痛苦地紧缩起来,他不敢回答自己。
和米歇尔·斯托戈夫及众多俘虏一样,哈里·布朗特和阿尔西德·若利韦也被带到鞑靼人的营地来了。他们先前的旅伴和他们一起在电报站被抓,已经知道他们和自己关在了一起,外面有众多哨兵把守。不过他并没试图去接近他们,至于他们在伊希姆驿站那件事后对他怎么看,至少目前他是不在乎的。况且他愿意一个人待着,以便时机一到单独行动。于是他躲到一边。
自从同行在他身边倒下以后,阿尔西德·若利韦就对他照顾有加,在从科利凡到营地的路上,也就是说在好几小时的行进过程中,哈里·布朗特一直是在对手的搀扶下才没有掉队。开始他曾试图以英国公民的身分要求特殊照顾,可是对只知鞭抽刀砍的野蛮人来说一点儿用都没有。《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只能忍受和大家一样的待遇,准备以后再提出抗议,要求对方为这种待遇向自己赔罪。这段路程对他来说是异常痛苦的,因为他的伤口十分疼痛,要不是有阿尔西德·若利韦的帮助,他可能根本撑不到营地。
阿尔西德·若利韦始终抱着实用主义哲学,用尽方法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给同行鼓劲儿。一看已经被关起来了,他首先查看哈里·布朗特的伤势,他利索地脱下对方的衣服,判定他的肩膀只不过被机枪子弹擦破了点儿皮。
“不要紧的,”他说,“只是擦了一下!上两三次绷带,老兄,就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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