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人拿来纸、笔、墨水，给玛克写了封信，告诉他，我次日离开佩斯，23日晚到达拉兹城。此地离拉兹不过300公里。我说，到目前为止，我的旅途一帆风顺，沿途也没有耽搁，看来余下的路程也不会出什么意外。我没有忘记向罗特利契先生及夫人致敬，并请玛克一定代我转达我对米拉小姐的倾慕之情。
第二天8点，“马提亚·高万”起锚出发。
自然，从维也纳起，轮船每停一站，都有旅客上上下下。一些人在普雷斯堡、拉堡、格朗和布达佩斯下船，一些人在这些码头上船，在奥地利首都时，船上只有五六个乘客，其中还有英国人，他们途经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直达黑海。
“马提亚·高万”是停泊佩斯时，船上又增添了几位新旅客，其中一位行为举止显得很古怪，因而引起了我的注意。
此人大约三十五岁，高个，一头火红色头发，神态冷峻，目光严厉，一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他似乎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倨傲无礼。我多次听见他对船员讲话，声音冷酷、干瘪，令人生厌，连问人问题，语调也粗暴无比。
这位乘客看来不愿和任何人打交道。这与我无关，因为一路上，我也是独来独往，船长是我向之打听沿途情况的唯一一人。
仔细观察此人，我可以断定他是德国人，祖籍很可能还在普鲁士。要是我没弄错，如果他知道我是法国人，他绝对不愿意结交我，正如我不愿意与他结交一般。是的，他是普鲁士人，像人们常说的，身上带有明显的日耳曼特征。根本不可能把他和真正的匈牙利人，平易近人的马扎尔人混淆在一起，后者可是法国人民的真正朋友。
轮船离开布达佩斯后，平稳航行在河面上，因而，我可以仔细观赏两岸风光。我们把那对姊妹城远远抛在几公里之外，到达切波尔岛时，船只驶入左边的支流。
在佩斯下游，普斯陶平原又奇迹般地出现在眼前，绿油油的草地，城郊长势喜人的庄稼令人眼前一亮。河中仍是星罗棋布的浅滩，上面柳树成荫，远远望去，只看得见一片灰白色的树顶。
船只行驶了150公里，夜间稍事休整，又沿曲折的河道前进。天气阴暗不定，看来很可能下雨。19日夜，轮船到达施策兹扎德镇，我只瞥见它一个模糊的轮廓。
次日，天高气爽，风平浪静，估计天黑前能够抵达莫哈奇。
将近9点，我正要进船舱，正好那个德国人走出来，他盯着我，眼神很古怪，使我颇感意外，这是我们第一次狭路相逢，那眼神既蛮横无礼，又充满着仇恨。
这个普鲁士人想干什么？可能他刚刚得知我是法国人吧？一个念头闪现在我脑海中，他定是看到了放在船舱长椅上的我的旅行箱，箱盖上贴着写着我姓名的标签：亨利·维达尔，所以，他才会这般怪异地瞪着我。
不管怎样，他知道了我的姓名，但我可不愿费心打探他叫什么，我对此人毫无兴趣。
“马提亚·高万”号到达莫哈奇码头时，天色已晚。对这座有一万人口的小镇，我只在一团黑影中瞧见了两个尖顶。但我仍上了岸，在镇上游逛了一个小时，才上船。
次日，21日，又上来了20来位旅客。天刚破晓船就启程了。
那天，那个家伙在甲板上几次和我擦身而过，故意用那副神情死死盯着我。显然，我是不应受到这样的礼遇。如果这个无礼的家伙有话讲，大可径直冲我说好了！不要用那双眼睛盯着我，如果他听不懂法语，我可以用他的母语回答他！
我问船长，他是否认识那个乘客。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他。”他答道。
“他是德国人？”我又问。
“没错，维达尔先生，我甚至觉得他是个双料德国人——他可能还是普鲁士人。”
“单料的就让人受了！”我的回答看来很对船长的脾胃，因为他是匈牙利人。
下午，轮船到了佐鲍姆。但这座城市离左河岸太远，根本看不清楚。那是座重镇，人口不会少于8万。它与塞格德同位于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宽阔半岛上。蒂萨河是多瑙河最大的支流，它在贝尔格莱德前50公里处注入主河道。
次日，“马提亚·高万”号沿蜿蜒的河道驶向右岸的武科瓦尔。在这儿，多瑙河沿着斯洛文尼亚边境，先向南流去，随即拐弯向东流。这一带遍布军事边境区。在陡峭的河岸后面，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守卫森严。流动的巡逻哨保持着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就住在简陋的木房子和树枝搭成的哨所里。
这是一片军事管制区。所有居民都被称为“边防居民”，他们都是士兵。省、县、教区的区划都被这支特殊部队的连、营、团编制取代。这片区域自亚德里亚海直至特兰西瓦尼亚的丛山峻岭，方圆610平方英里，下辖110多万居民，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这一制度的设制得上溯至玛丽·黛莱瑟统治之前，它不仅可以抵御土耳其的入侵，同时也形成一条防线，防止瘟疫流入。
船只停泊在武科瓦尔后，我就再也没有在船上见到那个德国人。他可能上岸了。我摆脱了他的纠缠，也免去了一番口舌之争。
现在，别的事情占据着我的思索。几小时后，驳船就要抵达拉兹了。见到阔别一年之久的弟弟，紧紧拥抱住他，和他谈论轶闻趣事，结识他的新家庭，该是多么快乐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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