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父的思想显然跑在火车的前面，这和他的急躁相比，已经是慢得多了。车中只有我们二人，可是我们谁也不说话。叔父一直在特别仔细地检查他的钱包和旅行袋。我发现他似乎已经想到为了实行他的计划所可能需要的每件东西。
在其它的东西中间，有一张折迭得很仔细的纸，纸上有丹麦的国徽以及教授的一位朋友——丹麦驻汉堡领事克里斯丹孙先生的签字。这张纸可以使我们在哥本哈根拜见冰岛的统治者。
我也看到了被他小心翼翼地藏在他的钱包最里层的那张有名的文件。我暗自咒骂着这张文件，然后又注视着车外的景色——一大片接连着的、令人感到单调乏味、但又很肥沃的平原，这一大片平原对于那些笔直的火车路线却是有利的，它们也使铁路公司的人们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可是我还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让这些单调的景色使我的眼睛感到疲倦，因为出发以后三小时之内，火车就在基尔——海的尽端——停下了。
我们的行李一直登记到哥本哈根，所以我们没有再受到麻烦。叔父还是焦急地注视着行李运到路上。全部行李又都被送进了船舱。
由于叔父做事敏捷，我们有了一整天空闲时间——我们的汽船——爱尔诺拉——要到晚上才开。我们又熬过了令人着急发狂的九小时，这位性急的旅客破口大骂铁路和汽船的管理方法，也诅咒了造成这些弊端的政府。当他和爱尔诺拉的船长谈话，并且催促他立刻开船的时候，他也希望我支持他——可是这位船长认为他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
我们在基尔也象在别的地方一样糊里糊涂过了一天。我们在这个耸立着小城市的港湾口岸上游荡，还在森林中间穿来穿去，这些森林使得这个小城市看来就象嫩枝丛中的鸟窝，我们瞻仰了各有一个小澡房的别墅，一直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前走，并且埋怨着，终于熬到了晚上十点钟。
爱尔诺拉的烟囱里现在升起了几道烟，锅炉里的响声震撼着甲板；我们站在船舷上，并且在唯一的船舱里占了两个卧铺。
十点一刻，船上的绳索都解开了，汽船横过大海峡的黑水向前迅速驰去。
夜色沉沉；风顺而浪高；岸边有几处灯光透过了黑夜往后一会儿，一座灯塔把汹涌的浪涛照耀得光彩炫目，这就是我第一次渡海所能回忆出来的情景。
早晨七点钟，我们在谢兰岛①西部一个小镇考色尔上
① 谢兰岛(Zealand)：丹麦东部群岛。岸。我们又在那里登上了另外一列火车，三小时内到达哥本哈根。叔父彻夜未眠。在他性急的时候，恨不得用脚推着火车前进。
最后他看到了一片汪洋。
“波罗的海峡！”他嚷着。
我们左边有一座大楼，一位旅伴说那是疯人医院。
“好，”我心想，“我们一定得在这所房子里度过我们的晚年了！这所医院尽管这么大，却还装不下黎登布洛克教授那些疯狂的念头！”
早晨十点钟我们终于在哥本哈根下车，我们带着行李到了布莱德加脱的凤凰旅馆。叔父匆匆忙忙地上完厕所就带我出去。旅馆的传达员能说德语和英语；可是这位能说好几国语言的教授却用流利的丹麦话提问题，他终于知道了北方古物博物馆在哪里。
博物馆馆长汤孙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也是那位驻汉堡领事的朋友。叔父有一封热情的介绍信给他，一般地说，学者对待学者总是相当冷淡的。这次却完全不是这样。汤孙先生是位非常热心的人，他十分客气而诚恳地接待了黎登布洛克教授，也接待了他的侄子。我简直用不到说我们要保守秘密，也用不到说我们仅仅是对冰岛奇观感到兴趣的旅客。
汤孙先生听从我们的吩咐，带我们到码头上去找开往冰岛的商船。我还存着一线希望，但愿无船，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正好有一条丹麦小帆船伏尔卡利将于6月2日驶往雷克雅未克。船长布加思在船上，他看到这位未来的船客一高兴就使劲摩擦双手时，可能会感到有些奇怪。然而，他利用我们的着急，要我们付双倍的船费——这件事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叔父。
“星期二早晨七点钟上船，”船长说，一面收好这笔相当数目的钱。
我们谢谢汤孙先生的照顾，又回到了凤凰旅馆。
“一切都很顺利！很顺利！”叔父重复着说，“找到这么一条就要开的船是多么幸运的机会啊！我们现在先去吃午饭，饭后再到镇上去看看。”
我们步行到孔根斯尼妥辅，这是一块空地，停放着两门谁也不怕的无用的大炮，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家法国餐厅，每人花了两先令吃了一顿既不贵也不便宜的午饭。我年轻、兴致高，在这个小镇里逛了一圈；叔父叫我带着他，可是他什么也不看——既不浏览那没有意思的宫殿；又不去欣赏博物馆对面那横跨着运河的美丽的十七世纪大桥；也不瞻仰一下巨大的托尔发孙①纪念馆，馆内陈列着托尔发孙的
① 托尔发孙(Thorwaldsen,1770-1844)：丹麦雕刻家。几个雕像，可是馆外挂满了讨厌的图画；他更不到精致的公园里去看厚纸做成的卢森堡城堡；还有那文艺复兴式的建筑——汇兑银行，那儿的钟楼是由四条铜龙的尾巴形成，城墙上的风车象帆船上涨满着海风的风帆，这一切他都无心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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