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它解释了为何右手有事忙着，以及右手正在做什么。
「第三，它解释了何以车票未经列车员处理。因为，若凶手果真是列车员，当他杀了德威特后，发现他手上的车票，列车员绝不会如常撕票剪洞，这票根上所剪的洞将成为铁证，证明他可能是最后一位见到被害者的人，也因此必然涉嫌重大，或至少成为警方调查的重点对象——自然，对一名计划周详的凶手而言，这绝不是件愉快的事。
「第四，它也解释了何以回数票出现在外套内口袋里。如果凶手真是列车员，他当然不可让警方发现车票握在死者手中，理由和前面所说的不可剪票收票一样——这类被害者临死前说明意义十足的特殊迹象，是凶手最该避免得——它说明了德威特看到列车员，未及收票，随即遭害。而另一方面来看，列车员又不能把车票拿走，因为回数票上的日期是案发当天，德威特又有数名同伴随行，这批人中间可能有人目睹购票经过，而一旦尸体发现时回数票不翼而飞，警方顺理成章会产生『车票——列车员』这样对凶手的不利联想。不行，拿走车票行不通，最好的方式是保护列车员未和被害人碰面、从头到尾置身的案之外的干净印象。
「好，既然——最聪明的方法是不把车票带走，那该如何处置这张出现在德威特右手的醒目车票呢？当然是重新放回德威特口袋里——这最合理是吧？但放哪个口袋呢？有关这个，不管是凶手原来就察觉了德威特放置车票的固定口袋，抑或经过检查知道了德威特放置车票的口袋，当他在德威特外套的口袋中找到过期的老回数票，自然会将新回数票也一并放入，试想，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自然更不引起怀疑呢？退一步来说，就算凶手知道德威特的新回数票其实是收在背心左胸口袋中，他也无法把车票放回原处，理由是，这个口袋已被射杀德威特的那颗子弹贯穿，把一本完好的车票摆回一个有弹孔的口袋里，这等于宣告世人，这本回数票是谋杀之后才放过去的，这样的疑点凶手也非避免不可。
「第五，从上述四点，我们可简单归纳出——德威特死前右手拿着车票这个推论，也合理解释了回数票上何以没有弹孔。列车员无法再对着车票再开一枪制造一个一模一样的弹孔，以便把车票神不知鬼不觉放回原来的背心口袋之中。而且，我还可以再加一个理由，再开第二枪等于要再次冒着被听见枪声的危险，而这第二枪也很可能在车上留下弹头或弹痕被警方发现。总之无论如何，这些补救手法显然都太冒险、太费事、太容易留下破绽也太不明智了，不行。因此，经由每一方面的分析，凶手只能选择最自然，也是看起来最安全的一条路。」
「到此为止，」雷恩继续，「这个推论已通过每一处细节的检验，但我们是否有确证证明凶手就是列车上的列车员之一呢？有一个极有意思的心理学方面的证据。我们知道，列车员是整辆列车上最不容易被留意到的一人，他出现在列车上任何地方都不会引起怀疑或注目，也就不容易有人记得他的一举一动。也就是说，车上其他任何人有什么不太寻常的举止，很容易被注意到——而一名列车员，正如实际上所发生的，可堂皇穿越车厢，跨入最后的加挂车厢，而不在任何人脑中留下记忆。事实上，尽管我应该是当时全车最警觉最留心有任何异状的人，连我也没注意到这点，凶手定是在柯林斯跳下车之后通过我们进到加挂车厢里去的，但我完全没任何他走过的印象。
「另一个确证是，凶枪的消失和最后的寻获结果。这把左轮手枪没留在车上——它的发现地点是距谋杀发生后五分钟车程的一条小河之中。很明显，凶手在作案五分钟之后才处理凶器，这难道只是个偶然之事？——而且又那么偶然，手枪哪里不掉，准准确确地沉入到沿线的小河中几乎不被发现？常理来说。凶手作案后立刻处理凶器，远比他带着凶枪等五分钟要安全多了，但他决定等——为什么？
「我的推论是，凶手心中雪亮，尽管车外漆黑一片，车子开到哪里会经过那条小河——这是处置凶器的最佳地点——因此，他宁可多等五分钟，等到车开到他所熟知的小河再扔。这意味着，凶手极其熟悉这列车的沿线状况，而这列车上谁最可能如此熟悉沿线状况呢？不言自明，当然是长期服勤的列车雇员，他们每天同一时间同一路线经过沿线同一处地方，这些人包括司机、机务员和列车员……列车员，又是列车员！凶手是列车员这个推论又一次吻合，尽管这纯粹只是心理学上的佐证。
「我还有另一个确证，一个最有力最直接的确证，但这先保留到一会儿再谈。
「案发之后，我就从相反方向倒回来思考凶枪的问题。我问自己：如果我是这名凶手列车员，我将会怎么处置这把棘手的枪械？如何处置最不容易被发现？最惹眼之处——沿线两旁或甚至就在铁轨路基边——是警方的必搜地点，这应该放弃。而说真的，在这条路线两侧的所有可能地点，既适合丢弃凶器又能保证凶器不容易被找到，我纯靠推论，马上就想到最合这些条件的所在，一条河流……于是我察看了沿线的地图，标定出所有符合这些条件的沿线河流，终于成功找出这把凶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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