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庭上原谅，”对方很诚心地表示羞愧，态度立刻转变，“我向庭上保证那绝不是我原本的意思，我重问一下吧。乔丹小姐：你认为胡弥先生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吗？”
“不会，绝对不是。”
“他是一个理智的人，什么都要讲理吗？”
“是的。”
“要是(我们这样说吧)他在星期一认为张三是个很聪明的人，大概不会在星期二却认为他是个完全低能的人吧？除非有很好的理由让他有这样的想法。”
法官柔和的声音让法庭里一片沉寂。
“劳顿先生，我必须坚持要求你不准再诱导证人。”
律师很羞愧地喃喃说道：“遵您的指示，”然后继续问道，“现在，乔丹小姐，让我们回到一月四号的傍晚，在那天傍晚六点钟，有多少人(就您所知)在那栋房子里？”
“有胡弥先生，还有戴尔和我。”
“还有其他人住在那里吗？”
“有的，胡弥大夫和一名厨子，一个女佣。可是厨子和女佣那天晚上休假。而我打算如果可能的话，要在六点十五分左右到圣普瑞德医院去接胡弥大夫，因为我们准备从那里直接开车到索塞克斯——”
“不错，乔丹小姐，”律师插嘴说道，抚平了她的紧张情绪，“大约六点十分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楼上，收拾行李。胡弥大夫问过我可不可以替他收拾个箱子，因为他没有时间从医院回来拿行李；而我反正要收拾我自己的旅行包。”
“正是，我们很了解。我相信大约六点十分的时候，你听见门铃响吧？”
“是的。”
“你怎么样呢？”
“我跑到楼梯那边，从栏杆望下去。”
“你有没有看到被告进门来？”
“看到了，我，我从栏杆下方看到的，”证人说着脸红了起来，她紧接着加上一句，“我想看看他的长相。”
“很自然的事。你能不能形容一下当时的状况？”
“戴尔开了门，那——那边的那个人，”她很快地看了一眼，“走了进来，他说他叫安士伟，说胡弥先生正在等他来。他的帽子掉在地上，戴尔说要帮他拿帽子和大衣，他说他宁愿把大衣穿着。”
“他情愿穿着大衣，”律师慢慢地说，“那他的态度如何呢？”
“他的话说得很生气。”
“然后呢？”
“戴尔带着他穿过门厅，转进通往书房的小走廊里。他走过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一眼。他们进了书房，这就是所有我看到的事情。我回到楼上把行李收完，我不知道该怎么想。”
“只要告诉我们你做了些什么就好了，乔丹小姐；那样就够了。让我们再往前到离六点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时候你在哪里？”
“我戴上了帽子，穿上大衣，提起了行李下楼去。戴尔先前就奉命到蒙特街的修车厂把车子开过来，停在门口。我原以为他会来叫我的，可是等我下楼之后，却什么人也没看到。我走到书房门口，想问问胡弥先生在我动身之前还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话要带去，或是还有没有什么指示。”
“他没有什么‘最后的话’，乔丹小姐，”劳顿先生摆出一副毫不客气的冷酷态度说道，“你怎么样了呢？”
“我正打算敲门，却听见门后面有人说：‘起来，你该死的。’”这几个字又很不协调地由她嘴里吐了出来。她说来颇为尴尬，就像一般人在公众场合说那些时一样。
“还有别的吗？”
“还有，我想他还说：‘从地上爬起来，说话！”’
“声音很大吗？”
“相当的大。”
“是嫌犯的声音吗？”
“现在我知道是他的声音。当时我听不出来。我联想到那天早上我听到胡弥先生所说的话——”
“你有没有试着开门？”
“试了，试了一下。”
“门是从里面闩住的吗？”
“呃，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是从里面闩住的。反正是锁住了。”
“然后呢？”
“就在这时候，戴尔戴着帽子，穿着大衣，由那头转进小走廊里来。我跑到他面前说：‘他们在打架，他们彼此要杀对方。快去拦阻他们。’他说：‘我去找警察来。’我说：‘你是个胆小鬼！跑到隔壁去把傅来明先生找来。”’
“那当时你在做什么呢？”
“在跳上跳下吧，我想。他不肯去；他说怕万一出了什么事，只有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不好，最好还是我去，所以我就去了。”
“你很快就找到了傅来明先生吗？”
“是的，他正好从他家门口的阶梯上走下来。”
“他和你一起回到屋子里吗？”
“是的，我们看到戴尔手里拿了根拨火棍，从大厅那边过来，傅来明先生说：‘出了什么事？’戴尔说：‘里面好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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