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伦敦大都会区警局的分局警探，一月四日那天在听到报案之后，就动身前往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于傍晚六点五十五分抵达。”
“接下来的情形如何？”
“我被引进到一个称为书房的房间，见到了被告和傅来明先生，管家，还有哈德卡瑟警员。我问了后面那三个人，他们把现在已经在庭上所做的证词告诉了我，然后我问被告有什么话要说。他回答道：‘要是你肯把这些残忍的家伙弄出房间去的话，我就会试着把经过情形告诉你。’我请其他的人离开房间，然后我关上房门，在被告面前坐了下来。”
警探所引用的被告供词几乎和检察总长在开场白时所宣读的一模一样。在莫特伦用平淡的语气重复说出的时候，听来更加空洞而简略。在说到威士忌酒里下了药时，华特爵士插进话来。
“嫌犯告诉你说死者给了他一杯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说他喝了一半，然后把杯子放在地下吗？”
“是的，放在他的椅子旁边。”
“我想，莫特伦警探，你是个绝对戒酒主义者吧？”
“是的。”
“那，”律师非常温和地说，“嫌犯的呼吸里有没有任何的酒味呢？”
“一点也没有。”
这件事情这么明显，这么简单，使得我相信检方一直保留着当做是会语惊四座的重点。这果然有效，因为这是个很实际而平常的论点，让每位陪审员都能了解。
“请继续，警探。”
“他做完供词之后，我对他说：‘你知道你告诉我的这些话不可能是真的吗？’他回答道：‘这是个陷阱。警探，我可以向天发誓我遭到了陷害；可是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所有的人都那么坏，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冲着我来。’”
“你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据我所知，他说的是屋子里其他的人。他和我说话并不困难；我觉得他很友善，甚至很热切。可是看来好像他对那一家里的每一个人，或是这一家人的朋友，只要接近他的，他都抱有强烈的怀疑。然后我对他说：‘要是你知道门是从里面闩住的，窗子也都上了锁，那怎么可能有谁做得了你说的那些事呢？’”
“他听了这话之后怎么说？”
证人似乎有些困扰。“他开始谈起侦探小说来，还有怎么样可以从外面把门窗锁上的方法——用一根绳子或是铁丝，这一类的事。”
“你也看侦探小说吗？警探。”
“是的，先生。”
“你知道任何像他说的这些方法吗？”
“呃，我是听说过一两个；如果运气很好的话，也可能可行。”莫特伦警探看来有些迟疑，也有点抱歉。“可是在这个案子里，全都不可能用得上。”
在律师的手势下，用做证物的那两扇窗子的遮板又给拿到了前面，这回连门也拿上来了：一块结实的橡木板，装在一个门框上。
“我知道就在那天晚上，在警佐雷伊的协助下，你把遮板和门都拆了下来，带回警局去做实验，是吧？”
“是的。”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那些方法在这里都用不上？”
这还是那套老话，可是在莫特伦说明之后，却像“老贝利”本身一样，不但实在，而且难以打破。
“在你问过他有关门和窗子的问题之后，警探，你又做了些什么事呢？”
“我问他会不会反对我搜他的身。我在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一直坐着——注意到他大衣底下右边后面的口袋里鼓鼓的。”
“他怎么说呢？”
“他说：‘没有这个必要，我知道你要什么。’然后他打开大衣，伸手到他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拿出来交给我。”
“把什么交给你？”
“一把点三八口径的自动手枪，装满了子弹，”证人说。
08 老熊还没有瞎
一把点三八口径、魏百里·史考特牌的自动手枪送上来加以检查和指认。我们后面有人开始轻轻地哼唱起“哦，谁会和我同游高原？”只不过把歌词改成了“哦，谁会说他清白无辜？”怀疑的气氛浓到几乎让人触摸得着。这时候，我正好在看着雷金纳·安士伟，那个被告的堂兄似乎第一次对证物感到兴趣。他很快地抬头看了一眼；可是他那张阴郁而好看的脸上除了傲慢的神情之外，没有其他的表情。然后他又继续玩着律师席桌上的那个玻璃水瓶。
“这就是那把他藏在口袋里的手枪吗？”华特·史东爵士追问道。
“是的。”
“嫌犯对于他来谈未来的婚事时，为什么在口袋里带着这样一件武器。怎么解释呢？”
“他否认那把枪是他带来的。他说那想必是他失去意识的时候，有人放在那里的。”
“想必是他失去意识的时候，有人放在那里的。原来如此，他能指认那件武器吗？”
“被告对我说：‘这个我很清楚，这是我堂哥雷金纳的枪，他不在东部的时候，有时会住在我的公寓里，我相信我最后一次看到这把手枪是一个月以前，在客厅桌子的抽屉里。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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