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心翼翼地放下食谱，然后为了一睹车内的景象，我攀上车厢的高台阶。在手电筒的照耀下，显示出车内是清扫干净而无尘灰。黑皮革的装饰，一尘不染的木制地板，但就是没有最近一位乘客所留下的痕迹。他一定是脸颊靠在门板上，脑袋俯身朝下，整个人以跪姿支撑着，以至于从外头无法看见他。地板上有些血迹，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针对眼前这个混乱的局面，我必须先确定第一个要点。那就是死者的身份。这么说来，除非有两件事是明显弄错，否则这个胸口上面插着刀子的男人，不可能是那个11点钟出头在博物馆外面攻击霍斯金巡佐的人。是的，他是高个子。没错，他的身材属于瘦子这一型。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家所偏爱的老式礼服大衣，也可能会和这么一件普通长大衣混淆不清。然而，要把黑胡须和白胡须、缎带系镜片和大框架眼镜通通搞错，这似乎说不太过去；在这两项重要特征的描述上，霍斯金不可能全然搞错。当然了，除非是基于某个荒唐的原因，有人给他来了个乾坤大挪移的掉包。
我跳下车厢，随即去刮擦死者的鞋底。他的鞋底有一层相当厚的煤灰。
这事儿是怎么开始发生的，现在可不是思索的时候；甚至也不是去想白髯须客的那句疯言疯语的时候——在许多人当中，偏偏是对霍斯金说的——“你这个手段高明的骗子，你杀了他，你会为此被吊死的。我看见你在马车里头”。在这当下，事情非得先搁到一旁。我转身面对普恩。
“你说得对极了，”我说道。“里头是有个死人。”
他隔了一段距离站着，一边用手背擦嘴，一边用另一只手把装杜松子酒的扁平酒瓶紧握在胸前，同时还泪眼汪汪地凝视我。在那一瞬间，我以为他即将要号啕大哭。但他却是平静地开口说话。
“我不知道，”他说道。“皇天在上，这事我不知道。”
嘶哑的声音，仿佛是从远方传来。我拿走他手中的酒瓶，并把他拉向前来。他抖得相当厉害。
“你还是坚持今晚在这儿只有你一个人？”我说道。“若是如此，那当然是以谋杀罪起诉了。”
接着是一阵犹豫。
“没办法，警官。我还是得说——就是——我——是的，只有我一个人。”
“过来，靠近一点。你认识这个人吗？”
他使劲把头转开，掩饰表情的速度快得出入意表。
“他？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不认识。他看起来像个外国佬。”
“看看那把刀的握柄。以前见过吗？”
普恩转身用力瞪着我，固执的眼神依旧是泪水汪汪。
“见过。是的，我就老实跟你说吧，这把刀我见过千百回了。因为它是这里的东西，所以我才会见过它，这就叫做物尽其用！瞧，我来证明给你看！”他大声地说，仿佛我一直在怀疑他似的，然后他拉着我手臂往前走，一直来到大厅中央，接着他用手指戳着玻璃柜。“它是从这里拿出来的。他们叫它‘可汗枷’(khanjar)——这是一种波斯匕首。你知道这玩意儿吗？我敢打赌你不知道！这把可汗枷啊，是卖地毯的推销员会携带的东西。它是一种弯刀。从玻璃柜不见的这把可汗枷，是用来——”犹如在将一段话再三重复似的吟诵，他又恢复平常熟悉的说话方式；但当他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时，却眨起眼睛来，颤抖，然后压抑自己。
“所以，你早就知道它不见了？”
又是一阵犹豫。
“我？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才知道它不见了。”
“等我拨完电话后，我们再来谈这件事。这里有电话吗？好极了。对了，你还是要宣称杰佛瑞·韦德先生出城去了？”
他口风不改，但口气变得粗暴。他还告诉我说，馆长不在的时候，博物馆的负责人是一位罗纳德·何姆斯先生。何姆斯先生的住处离这儿不远，是在帕尔摩街一间有提供杂勤服务的公寓。普恩还以几近恶鬼般的热心态度，怂恿我应当马上和他联络。他一边喋喋不休，一边领路带我走向标示“馆长”字样的房门。当他按下门边墙上的开关时，房里的模样让他当场吓了一跳。我敢说眼前的景象对他对我，都是一样陌生。
虽然房内没有其他尸体，但显然发生过相当暴戾的行为。这是一间宽大舒适的办公室，地上铺满着仿制的库德斯坦地毯。里头有两张桌子，一张是置于房间中央的大型桃花心木平顶桌，另一张是在角落被文件柜包围、状似事务性用途的打字桌。椅子是红皮革所制，墙面是摩尔式的回纹装饰，挂在墙上的有框照片看起来别有异国风味。桃花心木桌上摆了本摊开的小册子，旁边是个装满烟蒂的烟灰缸。
然而，你会先意识到的事情，其实是房里的通风气流。在左手边墙壁的尽头，是一扇敞开的门，门里面是一间小盥洗室。这间盥洗室后墙的洗脸盆上方，高高开了一扇窗，此刻窗正打开着。我环顾周遭。桃花心木桌前的地毯上，有一面小型可携式镜子碎了一地。某些特殊场合可摊在地毯上用的毛皮围毯，也扭曲成一团。但惨状还不仅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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