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正如我所说，礼拜六早上9点钟的时候，我的秘书走进来跟我咬耳朵……这是他的习惯。5年来，我一直想要开除这个家伙，而且啊，我在猜，他就是第—个在我背后叫我唐老鸭的混球大嘴巴。他把信放在我桌上，表情看起来严肃，于是我读了信的内容。
我开口问了：
“这个伊林渥斯是谁啊？”
我的秘书蹙起眉头，抓了抓后脑勺的发线，然后终于说道：
“长官，我想，他也许是个苏格兰人吧。”
我说道：
“我你奶奶的很清楚他是个苏格兰人。但我问你的是，他是谁？你知道他是什么来头吗？名人录放在哪里？还有，那个假络腮胡是怎么回事？胡闹！教会圣职人员是不会把假络腮胡戴在脸上的。”
“这个嘛，长官，这里就有一个，”他指出事实。“或许这是苏格兰的一种仪式。总而言之，您打算怎么办？我想，我应该告诉您今天的晨间报告中指出，有个身份尚未确认的男子，昨晚被杀死在韦德博物馆。总探长海德雷认为，这件命案可能和这封信有关。”
他向我详述了极为有限的第一手内情，我太惊讶了，一时之间无法反驳他。你们知道的，老杰·韦德发财以前，我就认识他很久了；我们都出生于桑孟塞的同一个村子里。他对废墟遗迹之类的东西一直是情有独钟——和酒馆比起来，他宁可待在废墟中流连忘返——但他以前不像现在会刻意摆出神秘兮兮、博学多闻的学者气派。我记得有一次在利托顿高地(HighLittleton)和布里斯托(Bristol)之间的旅途中（当时那条路上的尘土就有6吋厚），老杰·韦德身穿一套格子花纹的衣服，头戴一顶帽缘卷曲的长礼帽，试图骑着一部车座有6呎高、价值1便士的脚踏车。一路上，他就像踩高跷似地蹒跚而行，而且每每前进了十几码远，便会连人带帽摔下车来，但他总是又爬上车座去。老杰·韦德就是这种人。当时有个倾身靠在篱笆上的农夫看到这般情景，认为他这种举动分明是一种自我牺牲的行为，于是就说了：“韦德先生啊，您这是在干什么呢？”老杰回答道：“我已经把这顶道地的高礼帽摔坏了，不过，我对天发誓，我再这样摔下去，今晚便会抵达布里斯托的。”然后他——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真的把帽子摔坏，但是他的确就这样到达了那个地方。后来，他甚至留起像骑兵队那样烙满整个下巴的大胡子；偏偏他是个结实健壮的矮子。接着他往北方发展，卖完亚麻布制品或长裤之类的东西，赚了很多钱。老杰·韦德有个怪癖：他老是讨厌外国人，尤其是黑皮肤的外国人。虽然我在猜，他可能会认为如果外国人都死光光的话，那是最安全不过的事了——咱们英国人通常都有这种念头，但那一天不会到来的——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现在最主要的兴趣应该是波斯或埃及的遗迹。直到今日，我还忘不掉那个画面：老杰在尘埃满天的路上摇晃前行，农夫倚身靠在篱笆上，而周遭的苹果树繁花盛开。
帕普金，就是我的秘书，说道：
“别管苹果树了。这是一件谋杀案。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长官。您要我做些什么？”
我适度地把他训了一顿，然后要求把一切现有的报告书送来，并派人去叫卡鲁瑟过来做简报。听取案件的要点后（其重点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我待会儿会指给你们看），我感到担忧。非常非常地担忧。我们目前最需要的，便是让伊林渥斯博士对此恐怖事件提出他个人的说法；若说此事件与老杰·韦德无关，这我是不会相信的。所以我将其他公务都丢到一旁，抽起雪茄，等待伊林渥斯博士到来。11点30分一到，伦敦英国议院大厦钟塔上的大笨钟敲起响声，两名警员像押着罪犯似地把伊林渥斯博士带入我的私人办公室，他一进来便狂乱地左顾右盼，仿佛他们是要带他去绞刑台。
我不晓得我是抱着什么心情，但他那副悠然自得的态度，叫我看了是既宽心，却又同时让我恼火。他个子很高，骨瘦如柴，像一条发育过度的熏鲑鱼；甚至他那混浊的眼珠子，也有几分鲑鱼眼的味道；然而，当他全神贯注起来的时候，他对我的凝视还真的是神气十足。真的，不盖你们。他的长脸瘦巴巴地像皮包骨，开始说话时会习惯性地把下巴缩入衣领内，皱纹会向上延伸至耳边。他还有另外一个习惯：张嘴时会低头望着地板，接着又迅速抬起头来，以免语焉不详、词不达意。他从口袋里拿出阅读用的硬框架眼镜；戴上眼镜时，他的双手抖动着，而眼镜似乎使得他的鼻子变长。他穿着一套褪色的深色衣服，腋下夹着一顶软帽，灰色的头发如波浪般微微翘起。当然了，我已经对这个男人好好地打量一番，而他也摆出自以为是的模样。此外，我还从他身上拼凑出一种感觉（各位，我的感觉不常出错的），这个拘谨笨拙、文雅有礼、亲切敦厚、让人摸不着头绪、举动摇晃蹒跚的家伙，卸下职责后可以出其不意地全速疾跑，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刻，我只想到一件事：他站得比皇家禁卫军的手榴弹兵还要挺直，而且他穿的一定是11号鞋。
“请问您是赫伯·阿姆斯特朗爵士吗？”他刺耳的声音吓了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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