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对于一些由于普及化而被忽略其重要性的有趣历史文献，例如众所皆知的《一千零一夜》，十分热中于考察它们的出处与发展动向。有一位世人敬仰的学者，名字是叫做杰佛瑞·韦德，有幸于近日取得最早译本的200页原稿——”
“且慢，”我说道。“让我来说明这个部分，然后咱们来瞧瞧是不是一击就命中要点。昨晚你受邀至韦德博物馆，目的是去检视一个叫做安东尼·加兰德的人所写的原稿，并且闲话家常一番。我说对了吗？”
他看起来并不惊讶；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我想，他已经猜到我一定是从他叙述脉络中推论出来的。随后，他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堆话，意思是告诉我没错。
我说道：
“你认识老杰·韦德吗？我是说，你跟他本人熟吗？”
显然他跟老杰不熟。他们维持了长时间的书信往来，彼此惺惺相惜而恭维有加，并且决定一有机会就可以碰面。这一次在博物馆的聚会，是伊林渥斯离开爱丁堡之前在信中敲定的。
“后来，”伊林渥斯继续说下去；一提及故事的要点，他木然呆滞的表情便显得生气勃勃，“发生了非常令人失望的情形。昨天正午的时候，我在旅馆接到罗纳德·何姆斯先生打来的电话，此人是韦德先生的助理兼工作伙伴。除了表达最深的遗憾外，他还解释韦德先生突然被召唤出城，所以很不幸的，我们的聚会必须顺延到更合适的时间。我表达了失望之情，但我不能说我真的感到意外。一直以来，我时常听到一些说法（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听来的，但我确信他们是言过其实），这些消息指出韦德先生的心智果断明确，但又善变任性；有些人甚至叫他怪胎。事实上，有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告诉我，说是韦德先生在对大不列颠中亚协会解读原稿的时候，所提出的某个观点遭人质疑，这时他用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字眼‘臭小子’来称呼那个打断他的人，而且还暗示会议主席亨佛瑞·贝林杰-高尔爵士长得一脸呆样。
“再一次地，我丝毫不意外地得知，他第二度改变了计划在昨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在南肯辛顿博物馆度过了令人激赏的两小时后（这间机构果然经营得当，几乎找不到无裨益之物），我回到旅馆，接到韦德先生不久前在南安普敦发出来的电报。您看。”
他将电报放到我桌上，上面写着：
得知我可提早返回。我们无须取消聚会。今晚10点30分博物馆见。杰佛瑞·韦德
“后来，”博士朝着那张电报点头，“我仔细检查那张纸，希望借此从上面瞧出个端倪，看看是否有与《命运匕首》书中某些精辟提示相符合的线索。我小心拿着纸，高举它朝着光线寻找浮水印。然而，由于我无法确定上面的标记究竟是不是‘浮水印’，所以那到底是不是代表了某种邪恶意义，这点恐怕我只得不予理会。
“请容我继续发言。韦德先生在时间安排上的傲慢相待，我承认，这让我对他的二度改变心意有一点不耐，但我想去参加聚会的心意是丝毫未变的。我略微精心整装打扮，带了一本很少离身的书，那是出版于1814年印度加尔各答市、现在非常少见的《一千零一夜》阿拉伯文初版的前100页，要给韦德先生过目。我答应他有好一阵子了。”
他小心翼翼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本皮革封面的巨书，然后将它放到桌上电报旁，犹如另一件物证。
“接下来，”他说道（越说越兴奋），“大概10点20分的时候，我在旅馆外面坐进了一辆计程车，前往韦德博物馆，到达那里的时间正好是10点35分——或是说，差25分就11点钟了。这一点我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因为当时我正在付司机车资，我的表突然莫名其妙地和我的手指缠绕在一起，抑或是和我口袋里松开的银币纠结在一块，然后就掉到人行道上去了。结果它当场停止运作，而且我实在是无法使它重新开始走动。”
伊林渥斯拿出手表，将它放至桌上的电报和书本旁边。乍看之下，我俩仿佛开始玩起剥猪猡扑克牌游戏（译注：strippoker，输者要被罚剥去一件衣服）。
“我承认在那个时候，”老小子一边说，一边缩起下巴，“有一股无法抗拒的诱惑，促使我在那栋建筑物门口徘徊，并且凝视着壮丽宏伟的铜门陶醉沉思。那些铜门可说是忠于原物的复制品，据称它们是用来装饰通往夏阿巴斯国王（Shah Abbas the Great)的哈希·必依特(Hasht Bihisht)——或称八座天堂——的入口。于是我站在那里，浑然忘我地沉思了一阵子，其间可能点亮了一两根火柴，借此细看门上面刻印的伊朗文字，直到冷不防地被街上两个路过行人猥亵的言谈所打断。他们以为我是刚从邻近酒馆‘无赖与宝贝’回到家，迷迷糊糊地杵在门口找不到锁匙孔呢。
“至于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我沉默以对，完全不屑一顾。等到路人离去后，我依照指示按了门铃。然后铜门打开了，借着里头的灯光，我看见前来开门的人，他一定就是韦德先生偶尔会提起的那个人：一位长年走来、始终如一的忠仆，同时担任晚间管理员和夜间看守人的工作。我相信，他的名字就叫做普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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