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围剿还是捕捉，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它们太分散，而且动作看似僵硬，但随时可以迅速地奔跑、跳跃。从反应来看，虽然没有丝毫以前的记忆，却还有一定的智力，会躲避子弹的射击。
但上面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令部队指挥者烦恼的是，这些行尸竟然不怕‘死’，必须连续射击多次，让大脑和心脏部位受到毁灭性破坏，才可能被杀‘死’。
这样一来不仅费时、费力、费子弹，还改变了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本来军队人数占优势，试想一下，如果那些行尸需要打好几次才死，不就相当于，对方同等战力的行尸，增加了好几倍吗?所以一个师的兵力根本不够。
数量在不停地增加，范围在扩张，如果再不进行有效的遏制，用不了几个星期，就会蔓延到中东部地区，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一旦出现这种状况，根本无法控制，甚至有民族灭绝的危险。
所以兵团总部一方面全军出动，试图通过三面围堵控制行尸感染范围;另一方面也将实际情况汇报给了中央，请求支援和指示。
那时候中央的军方高层听到这个消息后，与兵团领导的反应是一样的，有一部分认为这是荒谬的，只不过是少数人的谣传，或者是国外敌对势力搞的鬼;而另一部分则认为新疆兵团那边很严谨，没有十足的资料和证据，是不会随便上报的，于是一场讨论开始了，两天没有研究出来决定，最后只好将此事告诉了一号首长。
一号首长当时很生气，将一些领导骂了个狗血喷头，随即与新疆那边挂了电话，询问了最新情况后，令兵团那边一定要遏制住行尸的人数和活动范围，并马上派出了自己的亲信，机要秘书火速前往核实调查，究竟是怎么回事，事态到了什么田地。
秘书火急火燎地赶到了罗布地带，等亲眼目睹了行尸的样子，以及感染途径和方式后大吃一惊，马上通过电话将实际情况告诉了北京一号首长。
首长知道自己的秘书不会欺骗他，也不会夸大事实，知晓事态已经很严重：一方面是民众的死亡，并引起的恐慌心理;另一方面是唯物主义的思想受到考验，所以这种事情必须尽快解决。
怎么解决，当时有两种思路，一就是派相关专业的人去调查事件发生的起因，以及研究被感染者救助的方法，平静地将事情控制下来;二就是武力解决，在行尸还在可控情况下，快刀斩乱麻，迅速扼杀并封锁消息。
那时候国内的生物和化学工厂总共也没有几个，更别说专家了，寥寥几人大多都逃到了台湾，所以根本没有几个懂这方面的知识，好在还有一个人在生化方面颇有研究，此人姓彭，长期在上海工作，由陈毅元帅推荐。说来也是缘分，陈毅元帅当年主政上海时大力扶植科研，慧眼识珠记下了这个彭姓有才青年的名字。
虽说有了生化专家去调研，但毕竟事态严重，一旦没有生物或者医学的方法应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做两种准备。
说来也是巧合，那年我国一直秘密研制的核弹到了关键阶段，但花费巨大，国库亏损严重，加上国外的制裁封堵，民生非常艰难，很多下面的负责人都向一号首长诉苦，建议取消或者推迟研究，一来减缓对外的紧张关系，二来可以改善下民众的生活条件。
但是首长高瞻远瞩，知道一旦放下就等于前功尽弃，而且国防会很不稳固，所以没有同意，思忖良久下了一道命令，马上实验，地点就是罗布泊爆发行尸的戈壁以及沙漠地区，范围要全部包括。这样一来，从两个方面下手，事件就有把握解决了。
彭姓植物学家带领科研人员进驻后，见到行尸根本无法救治，甚至于连传染原因都无法解释，无奈，最后只好活捉了一个行尸运回上海深入研究。
通过生化方面不能很快解决的话，只有武力了，一号首长果断下达了通过核爆实验歼灭的命令。
接下来的日子，兵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沙漠里的行尸进行驱赶，用枪林弹雨逼迫它们尽量朝西迁徙，距离人数较多的新疆中部地区远一些，方便核弹的爆炸试验。
这是一项很艰难的任务，虽说兵团有部队二十万之多，但在广袤的罗布泊沙漠一分散，显得很稀少和不足，拉网式驱赶行尸有点杯水车薪。
不过那时候的部队思想很纯正，也很能吃苦，一旦上级下达了命令，不管是什么任务，即便是赴汤蹈火丢了性命也要坚持完成，所以他们做出了很大牺牲，前前后后有数千人因为劳累猝死，另有上千人被行尸亲吻，感染后成为敌人。
好在几个月后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将行尸驱赶到沙漠西部的戈壁滩，那里最荒凉不过了，数百里内很少见到野生动物，更别说人了，等接到了上面的电报后，兵团士兵在限制范围边际埋下大量地雷，之后迅速撤离。
第二天，看似寻常的一个晚夏，震惊世界的蘑菇云升腾而起，并且传出让国外敌对势力心惊胆战的响动，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世界上都处在惊叹中，却没有几个能知道爆炸地点的真正玄机。
之后，兵团派人迅速进驻爆炸区域搜寻，当然只在辐射较小的外围，并没有再发现行尸活动的迹象，似乎全被炸得灰飞烟灭，在警戒线外监视了几个月后，终于宣告整个行尸爆发事件完结，并上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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