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今天先这样，等有空我再找你单独聊。”
我起身要走，教导员突然转过身问：“你姥姥是哪个地方的人?”
“蒙阴那里，就是沂蒙山，革命老区。”
教导员点了点头，摆了摆手让我走了。
打从第二天开始我就没有再看到过教导员，主任说教导员有事请了长假。过了几个月教导员依旧没有回来。那个季节，都忙着毕业，慢慢地我们都快忘了他。
记得有一天，宿舍的几个哥们和女同学们又去海吃海喝去了，说什么散伙席。我肚子不舒服没有去。夏天的雨说来就来，肆无忌惮地倾泻着，仿佛在诉说着什么天大的冤屈。我心想幸亏没有去，看他们几个怎么回来。
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起来，依稀中听到有人喊我，睁开朦胧的眼睛，发现教导员正站在我旁边。
我想喊，却不知怎么的竟然说不出话来。教导员看着我笑了起来，嘴里重复说着什么，可是我一点也听不清楚。
我用力搓了搓眼睛，视野清晰了，空荡荡的宿舍只有我一个人——原来是一场梦。
躺在床上再也睡不着，想起了教导员，不知道他走了这么长时间到底去干嘛了?他当年的女朋友究竟被何人所害?他为什么要从刑警队里辞职呢?又为何对姥姥的故事感兴趣?也许这将成为永久的谜了。
姥姥的故事有什么问题吗?不对，我开始重新思索姥姥的故事，慢慢地，冷汗从我脸上流了下来，故事有太多的不合理处。
姥姥的故事应该大部分来源于那个逃出来的男人口中，他为什么要告诉村里人他只赶夜路?挑灯笼的女子怎么会在院子里听到林子里有人走动的声响，出来找他?那个院子里只有女眷在那个年代怎么可能平安无事?男人在那么慌乱下逃跑怎么还不忘背着他那鼓鼓的包袱?他身上怎么会有黄土?
还有后来几个进过林子的年轻人，只有一个酒后说了经历，其他的怎么都缄口不言?如果村子里少了谁，村民应该很快就知道了，但为何大家对那个“死了”的瘦小个子没有任何印象甚至怜悯?越想越觉得头有点涨。
也许这就是编纂的故事吧，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逻辑性合理性，要是用课堂上老师教给我们的破案思路只会钻进牛角尖里。
终于熬到毕业了，或者说解放了。好哥们散了，女朋友也散了。
她的离开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当金钱出来说话的时候，所有真理都沉默了。
贾宝玉说过，女人是水做的。仔细一想还真他妈有道理，你想，那水有样子吗?虽然看起来晶莹剔透但却无形无状，你把它倒进什么容器里它就是什么模样，由此可见环境很容易改变女人，女人天生就有善变的本性。
伴随着新一茬学弟学妹的报道，和听到就想吐的“栀子花开”，我们告别了大学时代。大学是青春的高潮，更是终结。
我紧紧攥着手里的三十二元钱看了看天空，天真得很蓝。三十二元是我大学所有书籍卖的钱。看看周围，许许多多的背影在远去、模糊、消失，我认识的不认识的。
现在想想大学留给我的除了每天早上的十公里早操就是睡觉了。
毕业后，我进了市公安局，成了一名实习刑警。
在刑警队里，除了队长我只和王哥关系比较好。王哥只大我几岁，我们共同话题多点，队长更像父亲，给了我很多父亲没有给过的关怀和温暖。
第三章 老街怪尸
进了公安局我才明白，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像是个谎言，梦想是气泡，现实就是太阳。社会，真的很残酷，可能这才是真实。
市刑警队里没有那么多的案子等着我们去查，一般都是各个县区分管，只有一些要案我们才亲自出马，其他时间里，我们就是整理资料，写案宗报告。
领导们就是开会吃饭加出去考察。偶尔有哭哭啼啼来喊冤的家属，领导们会正气凌然地许诺，门卫会恰当时机地“送走”上访者。当然，许诺大部分都随着杯中的茅台有多少消失多少。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空虚无聊，重复枯燥，仅仅比大学多了一点，就是每月1500块的工资。
我们队长姓李，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刑警，大家很少叫他李队，都叫他老李。听队里的师兄们说队长是破案的料不是当官的料，说白了就是不会来事，要不早就升了。
队长总是批评我们年轻人不懂得钻研和努力，不过他说的也不全对，至少来警队这几个月我还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就是考了个驾照。
有时候平静就是暴雨的前奏。果然，雨整整下了一夜。
早上，我像平时一样晃悠悠地往办公室走。队长突然从门里窜出来，接着好几个师兄们也是。
“小林，赶快跟我们出队，有凶杀案。”王哥回头向我喊了一句。
我愣了一下，以前总是盼着能破个大案向同学吹嘘吹嘘，现在来了，却有点措手不及，不知我这心理说出去会不会挨揍。来不及换警服，我跟在后面一起跑向警车。警车呼啸了十几分钟就到了现场。
心想拉警报就是好，所有车都让路。
下车后才发现这是一条满是洼坑的老街道，两边是破旧的居民楼，现场已经被封起来了，有几个区派出所的民警在疏散围观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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