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和蝙蝠有什么关系呢?”郑建军有些急不可待了。
“呵，在那张画儿的右下角就画着这么一只蝙蝠。没错!我当时就觉得那蝙蝠画得很特别，样子怪怪的。我问老孙这是什么人画的。他说是他在‘五七干校’的时候一位老同志专门给他画的。他说那蝙蝠就是签名，因为那位老同志的名字好像就叫什么蝙蝠。”
“叫什么蝙蝠?那可真是个奇怪的名字。李老师，孙飞虎当年去的‘干校’在什么地方?”
“好像是在宁夏吧。”
“你后来见过那个画画儿的老同志吗?”
“没有。老孙也没有再提起过他。”
“那张画儿现在在什么地方?”
“也许还在我们家吧。但是我后来一直没有再看到过。我也不知道老孙给收在什么地方了。”
郑建军和王卫红走出五云仙宾馆，坐到他们那辆北京吉普车里。郑建军打着了发动机，双手握着方向盘，正了正反光镜，不无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么复杂。肯定够得上多角恋爱了，对不对?”
王卫红说：“我看它很像个小说中的故事。”
“你怀疑它的真实性?”
“不。我只是觉得那些事情都凑到一起了，真够巧的。”
“无巧不成书嘛。”郑建军把车开出停车场，进入竹林，挂了空挡，让车沿着很窄的蛇形路向山下滑去。
“侦查工作怎么办?案件中有巧合，这可以。但是我们破案就不能靠巧合了吧?”王卫红说。
“有时候也得靠点儿运气。”郑建军不时地轻轻点着刹车。
“那咱们的运气怎么样?”
“一般。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五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但我们又没有证据来证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不简单!”
“谁不简单?他们还是我们?”
“案件。”
汽车穿过竹林，来到了宽阔的黑云路上。郑建军熟练地挂挡增挡，汽车越来越快地向市区驶去。
“那不是正合你的胃口嘛!”由于开着车窗，汽车发动机的噪音显得很大，王卫红不得不提高了嗓门。
“就怕咱的消化能力不行啊。”郑建军也提高了声音。
“谦虚?”
“真的。”郑建军看了王卫红一眼，说，“谈谈你对这五个人的看法儿吧。”
王卫红说：“一时还说不清楚。虽然这五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但是我觉得，他们对待被害人的态度不一样，对待这次谈话的态度也不一样，唯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们都分别指出了一个嫌疑对象，而且各不相同。一个不重，一个不落。郑队，你说这会不会是他们一起商量好的?”
“我也有这种感觉。不过，他们的话都挺值得琢磨。我总觉得还应该能再琢磨出点儿什么来。”
“那首诗?”
“还有别的。”
“噢，那个蝙蝠!”
郑建军按着喇叭从一辆货车旁超过，大声说：“甭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掌握了不少线索，一条一条查，准能有收获。不过，我有一种预感，到头来，这个案子里最棘手的问题恐怕还是证据。对不对?”
“证据?案件破了，你还怕没有证据?”
“如果有口供，那当然好说了。就怕谁都不撂，我们手里也没有硬邦邦的证据，这事儿可就不好玩儿喽。”
“有那么复杂?”
“走着瞧吧!”
吉普车停了，红灯。
十四 神明裁判，古今中外无定式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我带着既兴奋又有些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出了旅馆。绕过佐敦公园的大门和围墙，我走进了一条看上去历史相当悠久的小街。
这街道只有两米多宽，两边各立着一排约有半米高、看上去挺结实的黑漆铁柱。铁柱两旁是人行道，里边是车行道，都很窄。人行道只能容一人行走，两人相遇便要侧身而过。车行道则仅能容一辆小型轿车通过。难怪法国街上跑的净是跟夏利和奥拓差不多的体积很小的汽车。街口有一家咖啡店，门外很紧凑地摆放着十几套桌椅，也都很小。坐在街旁喝咖啡，这是法国人的一种爱好，或者说是一种休闲方式。一杯咖啡或啤酒，就可以打发几个小时的时间。这我知道。
我沿着小街拐了两个弯儿，来到一栋老式的黄色小楼下边。我走上台阶，按了门边安全锁的通话器按钮。过了一会儿，一个人用汉语问道：“是何先生吗?”
我连忙说：“是我，何人。”
接着，门锁“咔”地响了一声，打开了。我便用力拉开沉重的楼门，走了进去。
这个楼内的环境很干净，只是光线有些暗。我踏着很窄的木楼梯，走上二层。每层只有一个房门。我敲了敲门，听见里面有人说：“门没锁，进来吧。”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我面前是一个横着的细长走廊，右手一侧的尽头有两个门，都关着。左手一侧被打开的房门挡着，看不见。我又听见了声音：“客厅在你的左边。你得把房门关上才能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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