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这么多软糖干什么?”
“给我学校的同事和学生们吃。这是香港出的，吃个稀罕。其实并不比内地的好。你愿意尝尝吗?同志!”
站长摇摇头，心里说我可不愿意找死。但是李曼华伸手从提袋里捏出一块，剥开包纸，径直塞进嘴里去，立刻大嚼而特嚼;她脸上的酒窝儿也跟着一张一合，看来很是津津有味呢。站长不动声色地让李曼华走了过去，心里却充满了疑团。当他又回到办公室时，他把从李曼华那里换来的一块软糖给了孙处长。孙处长看了一下，问：
“我那块真的‘赌国王后’放进她的手提袋了吧?要知道她的糖可能是有数目的，少了一块她马上就会发觉。”
站长点了点头：
“放进去了。不过她的糖也是真的呢。”
“怎么见得?”
“她当着我的面吃了一块。可见那不是什么炸药。”
两只手提袋
孙处长交代站长，如果明天查出肖小邦确实带有爆破器材，可以当场把他拘留，作一些初步的审问，然后把人和器材一起送到省里去。下午三点，孙处长走上了开往省城的火车，一眼便看见那个李曼华和一个穿着米色中山装，有一头蓬松卷发的青年，并肩坐在一排椅子上，正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她的手提包则放在不远处的行李架上。
“不，我认为责任是在梁山伯那方面。”孙处长刚找了个座位坐下，就听见李曼华在和青年男子争辩。“从祝英台和梁山伯开始见面直到十八相送，祝英台十次暴露了女人身份，可是梁山伯呆头呆脑，硬是发觉不了，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说这个悲剧是梁山伯造成的。”
“我看只能怪祝英台不痛快，不干脆!”那青年理了理散在额头上的发绺，慢条斯理地说。
“嘿!这是什么话呀!”李曼华叫了起来，“那样还有什么意思，恋爱嘛，就讲究的是三回九转，跟猜谜一样。”
“什么三回九转!女人就讲究个要男人先开口，好摆自己的架子。”
“哎哟哟，江南!”李曼华抱着膀子，撒娇似地直晃她的身子，同时斜眼瞅着叫做江南的青年。“你简直污辱女同志!你是我们女人的敌人吧?”
“岂敢!”江南咯咯笑着，“起码咱们俩不是敌人。”
“咱们俩也是。你是梁山伯派，我是祝英台派。”
“可是我刚才替你买车票的时候，你不是说我是好同志、好朋友么?怎么才过半个钟头，咱们就变成了敌人?”
“那是因为你很热心地替我买车票，像个同志和朋友。现在你却像只怒发冲冠的公鸡了。”
在他们的笑声中火车开动了。人们沉默着，谛听车轮有节奏的铿锵声和车窗外的风声与蝉声。那些第一次回到祖国的人，都伸长了脖子，贪婪地、不眨眼地看着向后退去的树木、田塍、山冈和流水……
“说正经的，江南!”过了一会儿，李曼华又开了腔，她似乎很不习惯这种沉闷的静寂。“你干嘛要从省城跑到这边界上来呀?”
江南告诉她：他是来接姐姐的。这个姐姐住在九龙，这几年老是写信说要回家乡看看，这次本来是事先约好了的，可是等了几天不见影儿，想必是不来了。至于他自己，他本是梅县人，现在是在省城文化局工作。
李曼华似乎很用心地听着江南的自我介绍，不过却没有再说什么。
在离省城还有两站路的地方，上来了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一张枯黄平板的脸，额头极低，下巴极短，衬得他格外的丑陋猥琐。可怪的是，这人也提着一只精致的、玻璃制的白色手提袋，而且他在迟疑了一下之后，居然把它和李曼华的手提袋紧挨着放在行李架上。
两只形式、质料、大小、颜色完全一样的手提袋并放在一起，虽是老练沉着的孙处长，也不能不紧张地注意着和思索着，希望找出一个“为什么”来。几分钟以后他明白了。事实果然不出他的所料：火车到了省城，醉汉提着手提袋下车了，但他所提的却是李曼华的那一个。
在灯火辉煌的车站，孙处长走近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青年，低声对他说：
“注意!跟着那个喝醉了酒的家伙!”
回到自己的办公处，他办的第一件事，是把从李曼华那里换来的软糖交给技术室去化验。然后他叫来了秘书，告诉他跟踪李曼华的是侦察员小江和他的助手;监视醉汉的则是侦察员李克。他请秘书注意和侦察员们联系，有情况随时来向他汇报。
在六一小学
为了不和其他下火车的旅客在一块儿拥挤，江南和李曼华最后离开火车。他们并肩沿着月台向车站的出口走去。江南表示要送李曼华回学校;她呢，连望都不望他一眼，便跟他一起上了公共汽车。
六一小学坐落在一个美丽而且幽静的住宅区里，在竹编的篱笆后面，在绿色的、枝条垂地的榕树围绕之中，矗立着笔直的旗杆和红色的西式楼房，这时已经听不到儿童的读书和嬉闹声，只能在闪烁的灯火中，偶尔瞥见一些屋里幢幢的人影，听到几声充满抒情味道的歌唱。但是当他们走进院里，一个站在台阶上的大胡子看见了他们时，突然各个房间里都嚷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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