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科长结束了他的振振有词的分析，微笑着又环视了一下会场，大概在寻找报以赞许的眼光吧。但是与会者并不理解这位青年科长的心情，不少同志针对他的发言，提出了一大堆问题：烧焦钞票的来历怎么解释?酗酒自杀可能吗?驼背张为什么要保留血衣?……
我不想对张科长的分析妄加评论，我知道，作为学生的我，绝对不能在这种场合去顶撞科长。人微言轻，大概有点道理吧。但是，我对张科长最后的建议，简直有点受不了。我并不排除杨帆作案的可能性，但是，作为一个学院保卫科的科长，怎么只能光凭“据说”、“反映”，只凭“查查档案”就轻易去拘留人呢?这岂不是“十年动乱”时期留下的后遗症吗!那种只看家庭出身，不尊重客观事实的“阶级分析法”，竟如此根深蒂固于科长大人的脑细胞中。我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讲了几句：“对杨帆拘留的提议，理由是很不充分的，这种所谓‘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人’的做法，其结果是既冤枉了好人，又放走了坏人……”
果然不出所料，我这个“毛学生”的发言，大大激怒了张科长，他冲着我说：“你乱讲什么?这里又不是电影院，不是组织你们学生看《尼罗河上的惨案》!”
“我看私人侦探波洛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有些保卫部门的干部，缺乏保卫工作者起码的责任。”我忍不住顶了科长一句。
“这简直是恶意攻击，要是以前……”青年科长还是有头脑，毕竟没有将这句话说下去。
莫科长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最后他的总结像他的外貌一样，平常极了：“今天的会开得好，争论一下也好。这个案件到这里暂告一段落吧。散会。”
走出会议室，我感到心里闷郁得很。我总在想：案件的结论怕不应该像张科长分析的那样写，可又该怎么写呢?
七 条件反射
转眼又是一个新学期了，我们开始进入临床基础课程的学习。
一天下午，轮到我们班病理解剖实习，实验员仍然是解剖教研组的李金良老师。据说，李老师是本校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他和张科长夫人是同班同学，曾经有过一段暧昧关系。当科长挥动锄头，挖了他的墙脚时，他没有罢休。之后，只得举行双边谈判，结果是各得其所，科长获得了一位美貌的当大学教师的夫人，他呢?也以一个十门功课有九门不及格的成绩留校当助教了。不过，这是那无奇不有的年代出现的怪现象。现在，基础太差的李金良，只得从助教改当实验员了。
实验动物是一条处于麻醉状态的狗。李老师把一定数量的“KX”注入了狗的股静脉，注射器的针头还没有拔出，突然，发生了奇迹：狗的全身在迅猛地抽搐后，心脏立即停止了跳动，进入了完全死亡期。
李老师拔出了针头，脸上露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他似乎对实验的成功非常满意。
天真的贺晓琴无意地插了一句：“要是坏人用这种办法去害人，不是验尸都验不出嘛!”
突然，我发现李老师脸上的肌肉闪电般地抖动了一下，眸子里掠过一种惊恐的亮光。虽然，只是那么难以捉摸的一瞬间，但是，我看得那么的清晰!
当再次进行试验时，我发现李金良握着注射器的手在微微发抖。
这一晚，我辗转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贺晓琴一句无意的话，为什么却引起了他异常的惊恐?
“周姐，你还没睡着?”
我没有马上回答贺晓琴，想了一下，才悄悄地说：“你发现林雅和李老师有过来往吗?”
“我想起了一件事，入校时，林雅和我同搭一班车来的，刚出检票口，在新生接待处的李金良老师突然跑上去，对着林雅亲热地喊了一声。林雅先是一愣，然后显出很冷漠的样子，没有搭理就走了。这表明，入校前，李老师就认识林雅。”
“我看他们的关系就有点不正常。”肖亚男不知什么时候也醒了，从蚊帐里把头伸出搭腔说。
“怎么个不正常?”我迫切希望能有更多的发现。
“那是上学期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我看见李老师买回一台12英寸的电视机。晚上，我邀林雅去看电视，她死也不肯去，我也只好不去了。当时我无意地说，等毕了业我也要买一台电视机。谁知她却认为我买不起。我说，我毕业后的工资又不会比李老师少，她鼻子一哼说：‘你可比不上他。’”
看来，林雅在入学前确实认识李金良，而且对李有一定的了解。我进一步设想他是不是那位“小白”呢?也许是吧，但他又姓李，“小白”会不会是他的外号?蓦地，我想起了巴甫洛夫创立的条件反射学说，向亚男和晓琴布置了一个几乎算是顽皮的任务……
两天后，正巧又碰上了病理学习。我们赶在上课之前从饲养室抬来了一笼兔子，放在病理实验室的走廊上，等待着时机。上课铃响了，李金良匆匆地走来了，肖亚男刷地一下抽开了笼门，获得自由的兔子四散逃开了。
“小白!”突然，肖亚男冲着李金良喊了一声。
李金良猛地回了一下头，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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