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对。”黄一尚敬佩地看着江青，然后顺着江青的这条思路，把话接了下去：
“第三，你看那炸药放得多险!露在外面的只有一条细麻线，而真正的炸药却埋在机器底下!不懂这个机器的人是想不出这样的办法来的!还有，第四……”说到这里，黄一尚因为自责而顿了一顿，然而他还是说了出来：“第四，他知道十二点钟是我们经济警察交接班的时间，而这种交接班又是在警卫室进行的，他正好看准了这个空隙!”
谈到这里，黄一尚就要从铁箱里取出人事档案来研究，江青劝他慢一慢，说：“我们先研究一下对策吧。依我看来，我们先别声张，就当没事儿似的，这样也许更便于我们进一步侦察。”
黄一尚在铁箱前站定了，脸色变得更加严肃起来，他思考着，然后坚定地说：
“不，为什么要帮敌人把它的罪行隐藏起来!敌人已经向我们挑战了，我们就应该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要让全体工人同志都看到敌人的阴谋，更高地鼓起大家支援前线、消灭敌人的劲头来!”
黄一尚的眼睛里闪着炯炯的光，江青热情地望着他。他在想：多么简单的道理，可是又多么正确，坚定!
江青立刻表示了同意。接着他们分了工，江青负责侦查十一点五十分在厂外急刹车、又在十二点零五分开走的那辆汽车的下落，黄一尚负责厂里的工作。
当他们握手告别的时候，时间还不到凌晨三点，外面依旧是狂风暴雨。
出租汽车的遭遇
江青的侦查可以说是非常顺利，当他在天亮时回到局里，向处长汇报完了以后，处长说：“关于那辆汽车的下落，看来已经可以不必侦察了。”
处长带江青走到另一个房间。这里，沙发上坐着一个衣衫不整、神情疲惫的人。处长对江青说：“这位同志是泰山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关于你要找的那辆汽车的下落，也许他可以告诉你。”
写字台上放着两只手套、一根麻绳和一块布，司机走过去拿起那根麻绳，激动地叙述起来：
“昨天晚上十点三十六分，站务员拿了一张出差证交给我，叫我驾驶汽车到和平路八十八号去。我马上把车子开出公司，大雨落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几乎什么也看不清，车子不能不开得很慢，我心里很急，就怕误了人家的事。可是当我把车子开到和平路，找到八十八号的时候，我一看，这哪里是什么人家!这是一条很长的弄堂，而且弄堂口也没有一个人，我只有拼命按喇叭，大概等了有三五分钟，才从弄堂里走出两个人来，一个坐在我旁边，一个坐在后面，一到车上，坐在我旁边的人就对我说：‘到江海路!’”
江青说：“这两个人的模样你能说一说吗?”
司机摇摇头：“这两人都戴着大口罩，一个穿长雨衣，一个穿短雨衣，穿长雨衣的那个还戴一副黑边眼镜。他们的面貌怎样，我实在没有看清。那时我还当他们是晚上看急诊回来的医生呢!对了，有一个还拎着一个皮包，就像医生用的那种方皮包……”
江青点点头，请他继续说下去。
“那时我报了时间：十一点零五分。那坐在前面的人叫开车。江海路是在东边，大风大雨正好迎面来，车子愈向东，地方也愈偏僻了，开到丰台路的时候，前面的那个人突然叫停车，我刚煞停车子，后面一支手枪已经抵住了我的头，我的脖子也被两只手扼住了，我要喊喊不出。接着一团东西塞进了我的嘴里，一块布蒙住了我的眼睛，一条麻绳捆住了我的手脚，他们把我从驾驶座摔到了踏脚处。后来我只听到汽车的马达声又响了，车子开动了。车子开了大概半个钟头，突然后面的人叫：‘停!停!’接着又是一个急刹车。车子一停，只听得后座的人对前面的人说：‘还早一些呢，等几分钟再说!’这时候我听到后座的人在开皮包，几分钟以后，车门轻轻一响，有人下车了。一会儿，又听到车顶上有人落脚的声音，像是有人爬到了车顶上，可是声音马上又听不见了。这时候，后面只有我一个人，我想动弹一下，可是刚刚转过半个身来，就被前面那人一把按住了，这时我才知道前面那个人仍旧在车里。”
“是戴眼镜的那个人吗?”
“是。车子在那里没有停多久，我只听见大雨劈劈啪啪地落在车顶上，别的什么也没听见。在一二十分钟以后，那另一个人回来了，大概短雨衣上都是水，水点落在我的头上。车子又开动了，这次开得比来时快，听机器的声音，大概是以一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行驶着。开了约莫三四十分钟的时间，车子停了，两个家伙都下了车。有一个用枪口撞撞我的头说：‘报告去吧，当心你自己的脑袋!’直到一个钟头以前我被群众解救出来，我才知道车子已经开到了西郊!”
江青听完了司机的叙述。不错，这就是特务用来到橡胶厂放炸药的那辆汽车。但是，那两个“乘客”究竟是谁呢?在上海这人的海里，怎样去寻觅这两个人呢?
江青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问道：“他们初上车时，你注意了他们的雨衣吗?是湿淋淋的呢，还是比较干?”
司机说：“我没有很注意这点。不过这雨衣一定不是很湿，要是雨衣上都是水的话，我为了不让坐垫沾湿，一定会劝他们脱掉雨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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