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摇头道：“不，你太健忘啦!昨天早晨你接我电话的时候，你不曾责备我吗?你说我保证裘日升不致有性命危险，但实际上他到底丧了性命。我当时的确不能回答，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对于他到底不曾食言。他屋中的人们，的确没有人要谋害他的性命。包朗，你总也明白。他起初为了钱，便不顾同胞的手足，间接地谋死他的哥哥。他的手段虽狠毒，但他的心上到底不能不留下一个阴影。所以此刻他的死，完全是受了他的良心的制裁。你现在可以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仅是一句宗教性的古话，有时却也合科学—心理的理论。对不对?这一点我当然不能负责保证的啊。”
两天以后，吴紫珊也终于因心脏病死了。那老仆方林生也被捕归案。但这案子的诉讼，却延搁到三个星期以后方才结束。裘海峰和梁寿康都判了徒刑。不过裘海峰因着霍桑的出庭，得到了缓刑的准许。到了八月中旬，裘海峰放洋往法国巴黎去留学。那时他曾向霍桑辞行，并告诉霍桑，他的异姓的妹妹王玲凤，也跟着他一块儿去了。
选自《霍桑探案袖珍丛刊》之八《白衣怪》，世界书局，1942年
雾中花
一、话旧
“霍先生，你瘦得多了，你的头发好像也稀薄了些哩。”
说话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汪银林，地点还是在爱文路七十七号，门前有一株高大的法国梧桐朝南的办事室中。室中的布置还是老样子，即使有些变动，也是微乎其微。最显著的，那壁炉檐上的一枚手榴弹壳不见了;一只淡青色的小瓷钟还安闲地踞在架上，并且还在滴滴地走动，那只雨过天青的古瓶也照样存在，不过瓶中空着，没有插什么花。壁角的那只铁箱漆色已显得陈旧。墙壁上那副沈筠章的五言联照样挂着，颜色自然也灰黝了些。其他文件箱，书橱，书桌沙发，藤椅之类，还是八年前的老样子，文件书籍也没有散失，不过地板上的那条温州席，因磨蚀破损而移去了。这是另一种显著的变异。总之这历史上创时代的八年中间，全世界每一角都有剧烈的变动，但在这小小的办事室中，它的变动性委实是算不得什么。
我得说明一句，霍桑在神圣的抗战火炬燃烧之后，就匆匆随着国军撤离到后方去。我因着我的佩芹因流产而起的一场大病，还延了七个半月，不能离床，所以当时我被迫地留在孤岛上，不能跟他一块儿撤退。在起初的时期，这屋子由我照顾着，直到太平洋的风浪一天一天险恶，我不能不走的时候，这屋子才由我们的老朋友何乃时博士的介绍，让给他的一个学生秦必强医生做诊所，四五年来，这屋子凭着医生的掩护，虽也会遭到敌人两次的搜索，却没有多大的毁损。胜利来临之后，我首先回到上海，时间已是一月十九日。这屋子已由何乃时博士照管着。因为胜利以后秦医生奉命到西安去，霍桑的行踪不明，我也因交通的阻梗——要飞，缺乏资格，候轮船，也候了九十七天——迟迟不能回来到上海。霍桑的旧仆施桂和苏妈也都从乡间来了，恢复了他们的岗位。
汪银林复员的日期比我还早两个月。他的位置已经升迁了，现在是总局的警务科长。三天前他听到了霍桑回来的消息，当天晚上就约霍桑和我在南国酒家吃夜饭。不料在彼此热烈地握了一回手，刚才谈了些别后的经历，话还没有说到一半，总局里的电话就把他叫回去，这一顿主人离席的夜饭当然吃得不十分痛快，当天的深夜，银林就打电话道歉。这一天——五月二十七日——清早，他又赶到霍桑寓所里来。自从苏妈复员之后，我在霍桑的寓所中已经住宿了四夜，所以汪银林在一清早赶来，我还没有起身。
艰苦磨难的八年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值得记写的故事，要是我把这一次的谈话完全记下来，那势必要喧宾夺主地妨碍这一件在我们经验中从未有过的惊人奇案的记述。
时令还是初夏，气候正在酝酿着黄梅季节的霉湿和闷热，但是夜间仍很凉快，月光也很明净。汪银林是坐汽车来的，穿着一身簇新的黄制服。霍桑穿的一身白帆布西服，不但质地粗劣，而且袖口和裤脚管都已有些毛茸茸，他的面颊的确陷落了些，皮肤也给大自然涂上了一层黝黑。他的头顶的头发本来是稀薄的，现在是稀得几乎数得清了，因此越见得他的凸出的额角面积的扩大。但是他的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珠，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他的身体上还有一种变异，就是他的左臂给敌人的枪弹折断过。据他告诉我，那是在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昆仑关之役，他奉命混进敌人的防线里去刺探虚实，在把情报送到国军阵线去时，给敌人的哨兵发觉了，就被击中一枪。他扑倒了三次，终于把情报送达到国军的据点。那边没有医院，他也不会获得合法治疗。他在一个山坳农人的茅屋里住了两个半月，凭着他自己所有的医学常识，把断臂裹扎好了。幸而复了原。现在他的外表上固然看不出什么，要是在夺门或用重力的时候，他的左手无疑地远不及以前那么强壮了。
霍桑吐出了一口烟，向着他对面沙发上的客人嘻一嘻：
“银林兄，八年阔别，想不到你的辞令也巧妙得多哩。”
汪银林的眼珠转一转：“啊，我说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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