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吹响了号角，但必须明确中国侦探小说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土壤里，浸润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里。毋庸置疑，中国侦探小说与传统公案小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虽说侦探小说宣扬的是法治而非人治，要求的是科学实证而非主观臆断，讲究的是人权而非皇权，但是两者却有着诸多共同的喜好和交替互渗的表现。首先，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不仅“形似”而且“神似”。虽说公案小说源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沉淀，而侦探小说则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历史也仅区区的百余年。但两者既有着“形似”又有着难以割舍的“神似”。“形似”——两者都在运用人类的智慧，昭示案件的真相。“神似”——探案者都坚持不懈地追求正义，惩恶扬善是他们共同的主题。如果说西方侦探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是显性的，它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那么传统公案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则是隐性的，它是中国侦探小说诞生的精神传承。其次，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同属“乐感文化”，有相似的审美趣味。传统公案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读者基础，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审美接受心理，普通读者阅读公案小说，更多的是偏重于其娱乐功能，希望作品中最终都能出现一个“报应分明，昭彰不爽”的圆满结局，在阅读过程中享受拍案称快之乐，而无凝思长叹之忧，这种传统的“乐感文化”不仅制约着普通读者的审美选择，而且还积淀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意识之中。以启智娱乐为开端的西方侦探小说也可归属于“乐感文化”——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严密细致的逻辑推理和案犯必遭惩罚的完美结果，它能够带给中国读者紧张而不疲惫、轻松而不乏趣味的审美享受。再次，侦探小说汲取了公案小说的精髓，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侦探小说文类生成看，反映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认同的复杂过程。侦探小说的译者在翻译西方侦探小说之初，其目的是希望借助侦探小说以引进新思想来变革中国的社会现实。但事实上，这些深受传统礼教影响的文人在观念上仍然保守。他们在译介和创作侦探小说时都会渗入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从早期的侦探小说译本看，很多译者都使用章回体的形式和文白相杂的语言，作品中既反映出译者浓厚的传统法文化思想，又传递出译者对西方现代法治文明的渴望。而在最初的中国原创侦探小说里，不难发现，作者可允许侦探在侦破案件时有失误，但不容许侦探在道德上有瑕疵，这正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徘徊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思想写照。他们既羡慕侦探的理性精神，又摆脱不了传统的青天意识，因此，他们希望塑造一个可与西方侦探相媲美却带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新侦探形象，这是当时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的一个理想目标。
虽说侦探小说承传了公案小说的血脉，从内容到形式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现代转型。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诞生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语境里的侦探小说和公案小说，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侦探小说体现的是现代的理性思辨精神，讲究的是科学与民主，弘扬的是法治思想和社会正义。作品中的私家侦探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他是现存法律制度的叛逆者，试图在当下法律规范下建立公平与正义，以实现个体的价值与理想，本质上从属于“民间立场”。而公案小说呈现的是政治的伦理和道义上的因果关系，体现了一种在王权统治之下的群体思想，不论是包公、于公还是狄公，他们对于现存意识形态都带有先天的维护意识，本质上从属于“官方立场”。
三
西方侦探小说大规模的引入，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打造了绝佳的模板，而传统公案小说的伦理价值则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两种各具特色的文类催化下，作家们的创作意识被激活，他们开始借鉴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进行创作。当然，借鉴并非只是机械的模仿，这里面隐藏着侦探小说作家在遭遇中西两种文学观念时的艰难抉择。不可否认，最初的侦探小说作者基本上都是“旧式文人”，他们大多以写言情小说起家，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极力模仿西方侦探小说的艺术技巧，另一方面又很难摆脱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在经历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交往”与“对话”中，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开始逐渐领会并有选择地“拷贝”西方侦探小说，最终形成有中国风味的侦探小说。
根据现有的文献，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是1901年由剑铓创作的《梦里侦探》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示，剑铓创作的《梦里侦探》发表在1901年的《启蒙通俗报》上。《启蒙通俗报》于1901年由傅樵村在成都创刊，1906年改为《通俗日报》。笔者查阅了国内多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均未发现1901年的《启蒙通俗报》，现存文献只查到1903年后的《启蒙通俗报》及更名后的《通俗日报》，未见剑铓创作的《梦里侦探》。因此，对《梦里侦探》是否有此作存有疑虑。，至1904年以后，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才有所发展。1905年，《江苏白话报》第一期刊载了由挽澜创作的《身外身》和《美人脂》。同年，《广益丛报》第六十五号刊载了冷血(陈景韩)的《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1906年，广智书局出版了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1907年，《月月小说》第七号刊载了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1908年，《月月小说》第二十一号刊载了黄翠凝的《猴刺客》，该作品是目前能见到的早期比较成熟的中国原创侦探小说。这是张坤德首次译介福尔摩斯探案十余年后，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这一方面是因为侦探小说文体太先锋，叙述内容太丰富，逻辑要求太严谨，而使众多意欲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望而却步。侦探小说的写作不但要求作者具备文学的素养，还应兼备文学之外的诸多知识，比如逻辑学、心理学、犯罪学、化学、医学等。另一方面，在于作家的价值趋向。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受制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中西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趋向，中国文化属伦理型文化，注重以社会为主动、个人为受动的关系连接起来的社会秩序，西方文化属科学型文化，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引出的社会结构。侦探小说作家对法律的诉求、对科学的期盼、对正义的瞩望都带有特定的文化印痕，而晚清作家尚未完全挣脱伦理型文化的“羁绊”，他们在“东张西望”中渐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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