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太太，在惊慌的念佛声中，眼看着她爱子所遗留的唯一纪念品，落进了强盗的手掌，她也无可如何。
闪电式的戏剧，表演得真迅速，前后不出三分钟，那两名路劫者，已带着他们胜利的狂笑扬长而去。汽车夫阿达哭丧着脸重新又在拨动驾驶盘。
现在，连买门票的钱也没有了，你想，她们会不会继续保持她们夜游的兴致呢?……
老太一面念佛，一面在抱怨她媳妇：不该无缘无故，出来游什么园，以致迎受损失之外，还要吃到大大的惊吓。同时缪小姐的心里，却在狠毒地诅咒汽车夫阿达，她觉得这一场路劫，一定是他唆使出来的，那是毫无疑义了。可是，当车子开到比较光亮的所在时，她看到阿达偶尔回过脸来，脸上浮着一种得意的神气，蓦地，缪小姐的脑内，恰像第二次射进了一线灯光，她的一颗心在发跳——这是一种喜悦的跳——现在，她对于阿达的戏法，差不多完全明白了。
读者们也明白这个戏法的内容吗?如果不，那么，请你们想一想吧!
那辆被劫的汽车，既没有驶向预定的目的地，也没有立即驶回郭公馆，阿达竭力主张，把车子先开到附近的该管警署，报告了遭遇路劫的经过，并当场开明失单，在警署里面备下了案。
车子在扫兴的归途上，老太太扫兴地念佛，扫兴地想媳妇真是一颗扫帚星!可是这颗扫帚星的媳妇，恰巧怀着一个相反的心理：出门时的心，纷乱而沉重的心轻轻抛弃在半路上，连阿达驾驶车子，也感到轻畅了许多。
十一
距离上述事件两天以后，警署方面侦缉，并没有什么消息，可是在各日报上，已把这件小小的路劫案子刊登了出来。那个新闻，刊在不被注意的一角;地位占得很小，谈报的人，假使粗心地看，也许会把这个不重要的新闻从眼角边滑过去。
那条新闻这样说：
本埠海格路，于前晚九时许，曾发生路劫案一起，被劫者为本埠著名富户郭大钊之母与其妻缪氏(按郭系德国留学生，于五年前离家外出，至今未归。)时郭氏姑媳，由同孚路住宅，乘自备汽车外出拟赴某处，不料车经海格路，突然道旁跃出匪徒数名，持枪喝阻车行，登车恣意搜劫，当时计被劫去贵重首饰数件，及现款若干，即刻郭宅已将经过情形，报告警署请求追缉矣。
在这新闻刊登的一天，也就是那封恐吓信上的最后限期前一天，在隔日，缪小姐又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中的口气，简直声色俱厉，他声明这一次的电话，已等于电力公司中的最后通知，假使接到了这个“Final Notice”逾期不来交款，就要采取“剪线”的措施，决不再予通融。——你看，这个“一面倒”的办法，何等的凶?
假使是在前几天，缪小姐接到了这个电话，除了向它哭泣，大概别无其他办法。可是这一次，她却非但不向它哭，并且还在向它笑。不过，这个来了的交涉，必须办一办，主要的是，那颗流落在外面的重要的心，必须设法取回。她把办交涉的全权，仍旧托付了阿达。——她相信这个聪明的汽车夫，必有聪明的方法办妥这事。
于是，阿达便依照着那封恐吓信上所开明的地址，而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去拜访那位想发三十万大财的程立本。
事实上阿达去办这个交涉，他并不是单独出马，另外却有一个人，做着阿达的顾问。你们别以为和汽车夫阿达一同出马的人物，也是一个不敦品的人物。那个顾问，却具有一副“高等华人”的仪表，身上所穿的西装，虽然显得臃肿无度，而质料却相当高贵。他是一个四十开外的矮个子，橘皮色的脸，配上一些短髭，那副相貌，真有点滑稽。阿达对于此人，取着恭敬的态度，口口声声，称他为孟大律师。
这位孟律师，大约平素喜欢喝点沙滤水，因而说话时的声调，带着几分沙音。可是他对他这带着沙音的调子，看得十分珍贵，每当阿达向他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微微点头，不很参加他的“法学上的意见”。
二人依着地址寻到那位敲诈家的府上，其时，时间还只上午九点多钟。马路上面，有些被烟火熏熟了的嗓子，正在高唱各种晨报的名目。
那位业余敲诈家的门上，居然镶着一块铜牌，写明“程公馆”的字样。——这情形在银灰色的大都市中并不能算奇怪。——看着屋子的排场，倒也略具三等公馆的规模。捺着电铃叫开了门，有一个下人出来应按。那位住公馆的阔主人，虽不是一位现任的官僚，而却具有“十足兑现”的官僚气;因此，当阿达上前说明求见这里的主人时，开门的那个家伙立刻眨着白眼，向他索取名片。看样子，若是没有名片，那就无法获得请见的权利。
诸位别忘记阿达的身份，他不过是个汽车夫而已。以一个最起码的汽车夫，当然还没有出门必带名片的习惯。无可奈何，他只能向那位孟大律师借一支笔，要一片纸，临时制造起来。
于是阿达拿起那支墨水笔来，在那张纸片中央，潦草地写上了“阿达”两字;另外，在那排列头衔的地位上，又添上“郭公馆的汽车夫”这几个字。他想了想，又在纸片的下角，——风雅朋友加印别署的地方，——很道地的另写一行，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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