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我爸爸问。
“再想办法。反正还得查，不查清楚心里不踏实。”大胡子习惯地把手伸到腰里去摸，摸空了才意识到没有了枪。自从犯了错误之后他发誓不再带枪，可没了枪又像没了主心骨。他苦笑。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大胡子去接电话，脸上变幻着惊、喜、怒、哀各种表情。放下电话，他揉揉胡子，告诉我爸：“冯静波到区里去了，献出了一罐子元宝金条，说是在院里种花刨出来的，大概是外国人埋的。他说国家不正恢复经济又抗美援朝吗，交给国家吧……这小子成大红人了，记者已经采访，区里要树这个典型……”
我爸爸听了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真说不清楚，也无法形容，好像是累，又好像是病了。他犹犹豫豫地问所长：“那……还查吗?”
大胡子摇摇头，眼睛里也一片迷惘：“咱们错了?”
“也许……”爸爸懒懒地说，觉得没意思便走了出去。
走出办公室的门他偏偏又碰上了冤家，那个冯静波正潇潇洒洒地走进派出所的小院。他看见我爸爸便很有分寸地一笑：“小肖同志，出去?”
后来爸爸告诉我他就在那一瞬间克服了动摇，决心把事情干到底的。他说他从那家伙的笑容里分明看到了嘲讽：不是调查我吗?我来了。你敢怎么样?我是典型啊!
我老爸愤怒了，这愤怒当时只能压在心里。他和冯静波握手表示了敬意和感谢，他对我说那家伙的手又凉又湿给人一种蛇似的感觉。他告诉我冯静波当时赶到派出所分明是来示威的，他用一罐子金银迷惑了那么多人包括大胡子。
“我相信他为了掩护自己什么都舍得，包括同伙和财产。他阴险狡猾冷酷无情。他不是特务又会是什么呢?”我爸爸断然地判断道。
关于这个冯静波献宝的故事我听过很多次。其实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只是漫长故事的一个片断，它后来的情节我以后还要说到，而且我也不断地有着新的见解和分析。可我承认如果冯真的是特务那他一定是个高明的特务，他总在关键时刻胜我爸爸一筹……
我仿佛看到那瘦瘦高高、似笑非笑的家伙在望着我，他毫无表情。
九
我和马福禄给那位美籍华人“阎王儿子”——这是我们给他老人家起的雅号——写了封信，这信应该会让那多情的老人满意。我们到邮局把信寄走，我相信那老人很快就会急匆匆地赶回故国的。
走出邮局的时候正阳光明媚，我们便沿着热闹的大街溜达。人们匆匆地奔向各自的目标，谁也不理会我们我们也不理会谁。暖融融的阳光使每个人都精神焕发，精神焕发的时候正是去干点什么的时候。只有我们觉得这阳光非常珍贵，我们警察能有闲暇享受它实在难得，因此我们走得很慢很慢。
我们就那么慢慢地走过百货公司，又那样慢慢地拐入农贸市场。霎时间在我们的耳朵里灌满了各式各样或甜美或粗犷的叫卖声，我们周围晃动着各式各样的蔬菜鸡鸭以及说不清楚的小玩意儿。我们正从包围中挣扎，忽然前面起了一阵更凶猛的骚乱。我还没从叫卖声中反应过来，马福禄已忽地蹿了过去。
我急忙跟过去，看清原来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和一个穿牛仔裤的姑娘发生了争执。
“你没排队就是没排队，耍什么赖!”那老头儿喝道。
“谁耍赖谁耍赖谁耍赖?我排队啦排队啦!”那姑娘的尖嗓门震得我耳膜生疼。
马福禄那魁梧的身躯一晃站到了老头儿和姑娘中间，隔开了老头儿那气翘了的白胡子和姑娘那涂得绛红的利嘴。他不说什么，只搀住老头儿的胳膊就走。
老头儿不干，挣扎着：“我不走!这儿还没秩序了?”
那姑娘也不干，跳着脚骂出了好听的：“你这……”
她的脏话只出口一半，另一半却被吓了回去。马福禄瞬间转身，白胖脸已变得铁青，一双眼睛逼住了姑娘的嘴。那丫头似乎意识到不妙，扭头走了。
马福禄揪着老头儿往农贸市场外走。
我感觉到这里有奥妙，三步并作两步追上去。
在市场外面，老头儿挣脱了马福禄的手，一屁股坐在马路沿儿上：“小兔崽子，你想拽死我啊?”
马福禄叹口气，声音软下来：“爸……”
原来这是当年的大胡子所长。
他顿时吸引了我。他的胡子依然茂密，可是已经全白了;他很瘦，穿一身普通的中山服，扣紧的风纪扣显出几分军人的姿态;其他地方已完全是老百姓了，尤其是手里那俩大铁球。
“这是肖勇?”他盯住了我。显然马福禄和他说过我。
“是我，马伯伯。”我说。
他暗淡的目光一下亮起来：“这么大了……你爸爸好吗?”
我看出老头儿的感情在起伏在波动，我的心也随之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情绪。我想问他我爸爸当年是怎样当民警的，我想问他冯静波到底是不是潜伏特务，我想问他我爸爸和冯静波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意义何在，谁胜谁负，我想问他我爸爸到底算不算一个好警察。
我知道，老头儿也有很多话要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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