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儿出在银行不远处。因为这个银行临着十字路口，门前禁止停车，出租汽车怵于安全岛上站着个警察，都不敢在这儿上下客，所以徐然取了款后，只得沿马路朝着某一方向行走一段距离，到脱离警察视线的地方叫车。就在怀抱钱兜儿的她东张西望，寻找亮着空车红灯的出租车的那一瞬间，马路上响起一片尖锐刺耳的汽车刹车声。人们目瞪口呆地看到，这个女人与一辆疾驶的汽车发生了正面冲突。只见她就像一张被风刮得乱跑的旧报纸，忽地翻卷飞离了地面，在空中呼呼啦啦舞蹈片刻，才缓缓跌落下来。直到女人仰面朝天倒在了路中央，撞了她的客货两用汽车才真正停顿下来。待人们反应过来出事了，徐然已经失去了知觉。肇事司机当时的表情似乎是吓蒙了，半天才清醒过来，拦截了一辆出租车，将徐然连人带包塞了进去。肇事司机本人也上了车。目击了事件的人们事后对警方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听任了这个肇事司机的离去，一者人是他撞的，他对受害者当然负有抢救义务;二者肇事汽车还停留在现场，有庙呢还怕和尚跑了么。出租车二话不说驶出人群，很快消失在稠人广众的车流里。这辆汽车的坚定不移的态度，给人的感受是不幸的女人已被拉向了某个可以得到救助的地方。但约摸半小时后，人们却在距此不远的一段偏僻河岸上发现了这个女人。她毫无知觉地躺在铺张弥漫开来的血泊里，就像一个人熟睡在一幅醒目的红床单上。很显然，她被那辆出租汽车丢了下来，但是她装钱的包却没有一起丢下来。事后警方推测，事情经过很可能是这样，那辆出租汽车在驶向某个救人之处的途中，无意间发现了受害者携带的钱，不由得见财起意，将受害者抛弃而只带走了她的钱。人们报警的同时，给这个城市的急救中心打了紧急求救电话。蓝光闪闪的急救车拉走了破碎不堪的女人。主持抢救工作的医生姓吴，是这个著名急救中心最著名的外科医生。吴医生查看受害者伤势后，当即制订出一套简明扼要的抢救方案。手术进行了二十多个小时，在吴医生和助手们坚定不移地挽留下，本来去意已决的生命终于滞留了下来，残缺不全的身体也得到了大致修补。警方目前正在等待死里逃生的女人恢复神志，好从她那里进一步了解案情。
按说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整个事件发展至此，无非是一起由交通肇事而引发的趁火打劫案，在这个人人都管钱叫爷的年头里，人们早已对此习以为常和熟视无睹，如此区区小事儿原本没什么值得一提的。甚至就连那些等着出纳回来发工资最后白等了半天的人，也只是将愤怒宣泄在了这个公司的主要领导身上，纷纷责骂这个领导没有进取精神，不敢搞行业不正之风，以至于在房地产事业如此兴旺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经营的堂堂正正的建筑公司竟然挣不到钱，而把钱都让那些来自不知什么地方的包工队挣去了，弄得这么大单位连修个破车都没地方开支，终于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不幸，而没有一个人对这起不幸事件本身大惊小怪。但是就在人们都以为这事儿不过如此了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意外，使得整个事件突然蒙上了浓厚的神秘和诡异色彩——徐然出事儿后，单位安排了一个人临时接替她工作，此人第一天上班，打开由徐然经管的保险柜时，在堆积如山的单据账目中，发现了一封徐然本人写给组织的信，这封信的内容令所有读到它的人都愕然睁大了眼睛。谁也没想到，徐然在事前就已经预感到了这次被害，并且一直在为这次迫在眉睫的加害担惊受怕。她在洋洋数千言的此信中，几乎是用毛骨悚然的语气，详尽描述了她的惊恐万状的心理，并且在信的结尾充满激愤而又不容置疑地起诉道：如果她真的出了什么意外，不论她是以什么方式遇害的，陷害她的人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她的丈夫。显然她写此信的动机是想预留一条线索，以便她万一出事儿之后，人们可以轻易地弄清事实真相。她的这一断言式的指认令所有人都呆若木鸡。因为这里面有个十分凑巧的巧合。徐然所谓的“丈夫”，正是在急救室里持续工作二十多个小时，终于挽回了她的生命的吴医生。吴医生就这样走进了刑警边沿的视野。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一个人的最初认知总是现在时的，也就是说人们最先认识的总是这个人现在的模样，然后随着与这个人接触的不断深入，就像从后向前翻阅着一部书，认知的触角才能不断地延伸向这个人的过去，使得认知结果逐渐由片段和残缺变得连贯而完善，认知过程在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回溯的过程。但是对于刑警来说却是个例外，这一职业总是使得人们有意识地忽略去一个人的现在，而将这个人的履历从前往后翻，一直翻阅到最目前的这一页。刑警边沿对吴医生的认知也是这样从头开始的，他的追问一直上溯到了吴医生黯淡无光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那时的吴医生还生活在他后来在履历表籍贯栏所填写的故乡小城里。他的父亲是县医院锅炉工，母亲则是一个从农村嫁出来的家庭妇女。锅炉工这份差事笼统地听起来不是很悦耳，但是具体放到医院里却比医生还“牛×”，因为即使是医生也不能不喝开水，而这个烧开水的却体壮如牛平时连感冒都很少得，这就使得他很少有求别人而别人却谁也不敢得罪他。沾着父亲的这点儿光，儿时的吴医生倒也没受什么委屈和亏待，故而他对那段生活没有任何怨言。但是后来不行了，变故发生在吴医生的小学时代。那一年，突如其来地，他年纪轻轻的母亲患了一种本该几十年以后再患的病，医生们叫做脑溢血，虽然仗着家里在医院有个说话算话的人，命是勉强保住了，人却成了半身不遂的残疾人，除了会吃其他什么都不会了。吴医生从此就像俗话常说的赶了背集儿。父亲是个粗人，很不耐烦以琐碎为主要特征的家务活儿，尤其这活儿里还包括着照管半死不活的病人，便从母亲的老家雇来个寡妇做保姆，条件是管吃管住但不给钱。这事儿要搁现在就算是农村人也不会干，可那会儿的农村可能确实就像后来报上常说的比较穷，能有个吃饭的地方就不错了，这个寡妇不仅干了而且干得很欢实，很快将这个眼看败落了的家整理得居然有了些中兴气象。这一来父亲反倒过意不去了，觉得应该对这个寡妇更好些，便隔三差五把母亲从前的衣裳找出来送给寡妇穿。不料这一穿，坏了。从前这些衣裳穿在母亲身上时，父亲从来不曾觉着有什么好，尽管那时这些衣裳都正时髦着。如今这些衣裳虽说早已过时了，但换个人一穿竟令父亲突然觉得好得不得了。这个父亲晕鸡似的呓怔半天，终于反省过来衣裳就是这些衣裳，主要得看穿在了谁身上，衣裳好坏是由人的好坏决定着的。这么今昔一对比父亲觉得他这一辈子算是白活了，一种虚度光阴的失落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油然交织而生。就是从这儿起这个家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寡妇的排名从最后一名跃升至第一，而母亲和吴医生的名次却由第一跌至了最后。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这个家的房间占有权的重新分配上，从前是父母亲住大屋，吴医生和寡妇住小屋，现在两个男人原地没动，而两个女人的位置却掉了个个儿，出处不明的寡妇堂而皇之地跻身进了大屋，名正言顺的母亲反被扫地出门，和吴医生一起屈居在了小屋里。母亲的失宠其实就是儿子的失宠。吴医生就这样被从家庭的中心，也即是生活的中心贬谪了出来，由不可或缺的主角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配角。他在这一时期里第一次体验了被遗弃的孤独感。等到吴医生上中学的时候，这种情况更加恶化了。父亲和寡妇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调情终于将无能为力的母亲气死了。可是这一变故不仅没使家里少去一个人，反而平白无故又多出几个人。直到这时吴医生才知道，这个寡妇曾和前夫有过四个孩子，这些孩子此前一直被寄养在各种名目的亲戚家，此刻就像当时正演的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涌进冬宫的无产阶级队伍一样涌进了这个家，而且一进门就行使起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将旧主人剥夺得更加一贫如洗。由于小屋里的居住人口骤增到了五个，而可居住的面积却没有增加，吴医生先是失去了他的床，不得不睡在角落里的地铺上，之后又被四兄弟合力逐出屋子，流落到了临时搭盖的杂物间里。住宿待遇的不断恶劣实际隐喻着他在生活中的地位变化。也就是说这时的吴医生所遭受的已经不仅仅是被贬谪，而是被放逐了。这一时期简直可以说是吴医生整个人生中最灰暗阴沉的一节儿，在这些个寒冷的日子里，他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他正同“家”这个字之间发生着某种无可挽回的分离，以至于他在这个家里常常会发生一种误入了别人家里的错觉，这种日甚一日的局外人感觉将他的幼小心灵揉搓得就像一件旧背心似的到处都是窟窿眼儿。有段时间吴医生不止一次地试图夺回曾属于他的中心位置，但他瘦得就像俗话常说的狼见了都掉眼泪儿，根本不是四兄弟的个儿，三天两头被打得鼻青脸肿，而且每次打架不管谁有理谁没理最后闹到父亲那儿总是他没理，结果他不仅要挨四兄弟的打最后还得挨他父亲一顿打。这一切使得吴医生仅仅十几岁便产生一个不应有的念头——每当他看到一些老年痴呆症病人坐在轮椅中，从潮湿阴暗的病房里推到暖意融融的阳光下的时候，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混上这样一辆俩轱辘的车就好了，我就可以过上这种除了吃喝拉撒睡，什么心也不用操什么事也不用愁的美好生活了。就在这时吴医生彻底失去了他的家。这一年里，他考上了一所离家很远很远的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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