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罗日先生却一直稳坐泰山，仍然左肩高、右肩低，其冷漠的眼神一会儿看文件，一会儿落在被告身上。突然，他以一种慢条斯理的语调问道：“您能否从照片上认出哪个是您最后的情妇？”
齐里乌克放声大笑。
“很难，法官先生！恐怕很难认出来了！当时她还是在多努街的比克拉兹酒吧打工的一个挺可爱的小姑娘……我和她约会的次数不多……”他的笑含义暖味，模棱两可，甚至可以说还有点下流。笑完后他竟敢加上这样一句，“怎么，难道她是您的朋友？”
“您和她接触时用哪国语言？”
齐里乌克又一次说话粗鲁，其下流猥亵的话语叫人无法重复。不过法官并未因此而被激怒：“那好，我替您说！有的时候她用里尔的方言和您说话，您用同样的土语回答，这使她发窘、不安，她的话不友好，冒犯人，她以为您是外国人，听不懂她的话。”
齐里乌克不再开口。法官也沉默了一刻钟。他不慌不忙地查看着齐里乌克的档案，然后开始翻看另一份材料，黄色文件夹上明白显出几个十分漂亮的圆体大字：“斯蒂凡案件”。
齐里乌克也看到了那个大字标题。弗罗日先生对此不予理会，他要给他留出时间，让他思考他的回答，看他下一步如何动作。
弗罗日先生手里的材料是有关八年以前的一件案子的，八年过去了，案子仍未侦破。此案的内容是一名叫皮埃尔·斯蒂凡的妻子被其情夫杀害，她的情人是个波兰裔工人，杀人后逃之夭夭，警方再未发现他的踪迹。
皮埃尔·斯蒂凡曾是一家化工厂的工头，该厂配有一名炮兵军官，这便使人感到，该厂的研究内容很可能与国防有关。有一些材料，尤其是一份关于防毒面具的说明书也在同一时期丢失。就是在那个时期，斯蒂凡夫妇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观，他们经常购买一些与其收入不相称的高档货。不久，悲剧发生了，斯蒂凡妻子的尸体在一堆煤渣里被发现了。
认识她情人的人不多。有人在当地看到过他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他和一帮波兰工人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样住在破旧的临时搭起的木板棚里。但是他们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工厂上班，他们甚至不知道他姓什名谁。谋杀案发生的当天，他就消失了。
感到双方的焦点正向另一战场转移，齐里乌克更加放肆无礼地耍起了威风。
“我不知道您又想搞什么名堂！”他以一种挑衅和讽刺的口吻说道，“如果您想听，我可以用爪哇苦力说的土语，也可以用福特厂工人的黑话回答您的问题……”
他说的不错，他确实会说多种语言，一份报告中指出，三年以前，他到过中国，扮演的角色是美国南方的一名将军的亲密顾问。当他被隶属警方的一名侦探逮捕的时候，侦探看到他的领带上别着一枚由印度支那的莫里斯人制作的别针，他也开始用该民族的方言说话。
不管齐里乌克怎样表演，弗罗日先生一直不为所动，他的态度在这场面对面的较量中自始至终没有改变。
大部分预审法官的做法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想方设法将被告打得措手不及，整得他晕头转向，使其一不小心便露出马脚、吐出真情。弗罗日法官则相反，他给其谈判对象留出足够的时间，甚至过多的时间让其考虑。沉默持续几分钟，提问却仅用几秒钟。到目前为止，他只向对方提了两个问题。因此，后来有一位好奇的专家竟然把这次关键性的审问中的字一个一个地数，看看从弗罗日先生的口中一共说出了多少个字。
现在法官开始低声朗读他打给里尔检察院的一份电报以及对方对其电报的答复。
问题：斯蒂凡夫妇出生于何地？惨案发生的时候他们在里尔已住了多长时间？
答案：他们出生于卢瓦尔地区。于案发前一个月从圣艾蒂安到里尔。为制造某种新产品，里尔的工厂向同属于一个金融集团的圣艾蒂安工厂要了几名有经验的专家，斯蒂凡是其中的一个，于六月来到里尔这座北方城市。
弗罗日先生的声音第三次出现了：“您能不能确切地告诉我，八年之前的六月份您在什么地方？”
凶杀案是在七月中旬发生的。
“在柏林！”齐里乌克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您非想知道，那就是每天都和威廉大街发生关系。我不知道您想要我说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您的调查方向是错误的，我不认识斯蒂凡夫妇。”
弗罗日先生又将手中的材料翻过一页，看了看由第二局送来的最后一份文件，文件上这样写着：
皮埃尔·斯蒂凡，圣艾蒂安军火工厂的工头，被工厂伙伴们怀疑与敌特有联系，但没有任何证据，因此在反间谍组织的建议下于六月被调往里尔，里尔工厂需要他所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人。问题在于搞清里尔方面是否也有文件丢失。在确定是否能给斯蒂凡定罪之前，尤其是在发现他的同谋之前，他的妻子被害，这一情况使形势发生了变化，从此斯蒂凡更加谨慎，没有做过引起任何怀疑的举动。他深受打击，一下子老了许多，惨案发生不久便离开工厂，去旁旦镇一个单位作夜间警卫。
至此弗罗日先生总共说了四句话。他站起身，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站起身来后才让人发现，他原来身材相当高大。他看齐里乌克的目光和看一件没有特色的物品一样平静。像是终于作完了一件苦差事，他一边用手背弹刷着自己的黑帽，一边厌倦地却清清楚楚地说：“我控告您预谋杀害斯蒂凡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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