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K处一直在军情五处享有最高的威信，而F处则是军情五处的一个穷亲戚，有能力的官员都不到那儿去。F 处的工作一向不负责任，而且主持F 处的是个整天乐呵呵的酒徒。汉利上台以后，对K 处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却对F 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此，我们就失去了包括迈克尔
#183;麦考尔在内的一大批功绩卓著的反间谍官员。
然而这一变动的潜在危机出现在我退休以后。一九八一年约翰
#183;琼斯爵士被任命为局长，他是汉利的新组织中F 处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终于在最高宝座上立稳了脚根。他是继霍利斯以后的第一个没有反间谍工作经验而获得成功的局长。他是一个十足的F 处官员，他的任命充分说明军情五处中心力量的决定性转折。
汉利上台后不久，曾召集A处和F处的高级官员开会，讨论怎样确定军情五处变化中的首要任务。会议一开始，汉利就作了关于国内颠覆活动情况和他称之为“广泛的左派势力”问题的报告。他说首相和内政部要求我们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这个目标。然后，他又让F 处的一名叫做戴维
#183;兰塞姆的野心勃勃的青年起来发言。他简略地汇报了一批左翼团体，如工人革命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组织的结构和活动情况。
汉利很喜欢搞讨论会，这个会几乎开了整整一天。F 处要求放宽对窃听电话和截查信件的限制，并希望同邮局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由于敌人是分散的，他们必须依*通讯来建立联系，因而依*通讯来找问题是惟一的方法。约翰
#183;琼斯善于鼓动。他宣称，F 处所需要的技术资源应由K 处来做主，因为指挥间谍已经不能作为掩护的主要手段了。首先他不能让他的官员们打入这些左翼团体，因为他们大都生活淫荡，军情五处甚至连一个官员也不愿意为国家作些牺牲。换言之，如果招募间谍，必定要冒社会生活和丑闻的危险，因此，惟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技术手段。看来，汉利是同意琼斯的。
但我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了间谍的价值。
“如果你想监视这些团体的话，应当使用间谍，”我后来私下对汉利说，“如果你把所有技术经费都用于对付他们的话，将来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对邮局终究不能像对自己人那样信任，邮局是肯定会出差错的。”
我对于计算机工作小组的看法也一样。我很快明白了F 处对计算机小组有兴趣主要在于建立广泛的计算机网络，主要是同纽卡斯尔全国保险计算机公司的网络。过去我们总是可以从全国保险记录中得到材料，只要我们真正需要的话。我们在那里有几个秘密工作人员，一旦我们需要什么资料，就可以和他们联系，然而这与他们所要建立一个直接的计算机网络完全是两回事。
我并不是唯一被这些变化搅得心烦意乱的人，在老的反苏情报官员中还有不少人也对此不安。我们看出，以前的辛勤劳动将在追踪这些无足轻重的左翼团体中丧失得一干二净。再者，向计算机时代进军意味着降低情报人员的价值，以后我们将成为数据处理员了，只要按一下键盘，就可以扫掠成千上万的姓名。
在最后的几年中，我愈来愈多地听到人们感叹“情报工作的乐趣已经消失了”。
汉利却没有意识到他将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说出来会让人相信的，当我们闯入苏联外交人员的住宅时，公众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我们在大范围内搞监视活动，则将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人们会说我们在搞“专制主义”。
D 处的老一辈官员认为工人革命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核裁军运动等团体与该处的宗旨关系不大。诚然，我们应当注意他们的行动，这样我们也就满足了，因为他们并不是克格勃的主攻目标。克格勃的主要目标仍是情报部门和文职部门，而六十年代，工会和工党也日益成为他们的目标了。
六十年代以来，军情五处的档案里有一大批有关克格勃对工会和工党进行渗透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来自两个捷克叛逃分子：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他们列出一批工党政治家和工会首领的名字，说他们是东方集团的代理人。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被挖了出来，例如议员威尔
#183;欧文一案。欧文承认曾在十年当中向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人员提供了情报，他因此而得到成千上万的英镑。然而在一九七0 年起诉时，则因为欧文没有接触过机密，而那个捷克叛逃分子又没有在欧文受审时提供文件证据，因而欧文被无罪释放。
汤姆
#183;德赖伯格是另一名被捷克叛逃者所提到的议员。我要亲自见他，他最后终于承认他财迷心窍，正在为捷克上司提供情报。后来我们又对德赖伯格盘问了一阵，他除了提供了一些有关工党某些人的桃色新闻外，再没有提供我们感兴趣的事了。
德赖伯格所提供的情报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把他的公寓借给一位内阁部长，以便这位部长能和他的情人幽会。德赖伯格企图查明这位部长新欢的身份。一天傍晚，部长离开公寓后，他搜查了房间，发现一封写给工党著名女党员的信。德赖伯格说当时他委实吓了一跳。后来他向部长谈了这件事并提醒他小心，防止他的行为成为社会生活的话柄！德赖伯格肯定把这些事告诉了他的捷克朋友们，他对工党内部机密的关心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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